从这样一些细节已可觉察到那种观念的自相矛盾性：一方面把那些卖身的妇女纳入国家允许的职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把她们个人看作是置于普遍权利之外的弃民，而实际上的不公正是在具体掌握。也就是说，所有那些限制只是针对比较贫穷的阶级。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可以在维也纳以两百克朗一小时的要价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男人，当然，她不需要任何执照；而一个流落街头的少女只能要价两克朗一小时。至于那些大交际花，报纸会在一篇关于跑马或跑马大赛的报道里把她们的名字排在显贵人物的行列，因为她们早已跻身于社交界。同样，一些为官廷、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富豪们介绍这些奢侈商品的女经纪人也往往受到法律的庇护，而法律通常对拉皮条是判以重刑的。严格的条例、无情的监督、社会的摈斥，只不过针对成千上万的妓女大军罢了，而她们却用自己的肉体和被玷辱的心灵维护着那种反对自由和自然的爱情形式、早已腐朽了的旧的道德观念。
这支卖淫大军分成不同的种类—恰似一支真正的军队分成骑兵、炮兵、步兵、要塞炮兵各兵种一样。最早的妓女就像要塞炮兵。她们占据城市里的几条固定的街道，作为自己的大本营。那些地方大多是中世纪时代的刑场，或者麻疯病院区、或者墓地，几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早就避免在那里居住，只有一些无业游民、刽子手和其他一些受社会歧视的人在那里栖身。
当局在那里开辟若干条小巷作为色情市场，就象日本的吉原街和开罗的鲜鱼市场，幢幢青楼，一户挨着一户。到了二十世纪，那里还有两百或五百名妇女，一个挨着一个，在平房的窗户前招待：这些廉价的商品分昼夜两班营生。
流动性的卖淫—无数在街上替自己寻找顾客的卖身姑娘—就象骑兵或步兵，在维也纳通常把她们称为徘徊女郎，因为警方给她们划了一条无形的界线，只允许她们在某一段人行道上做自己的生意。她们穿着一套好不容易买来的冒牌时髦服装，白天黑夜地在大街上徜徉，从深夜走到黎明，不时用化妆得很糟糕的、已经倦容满面的脸，向每一个过路行人装出一副卖弄风情的微笑。她们给人以欢乐，自己却没有欢乐，而且没完没了地从这个角落转移到那个角落，最终不可避免地都要走上同一条路—走进医院的路。我觉得，自从大街上再也没有这样一群忍饥挨饿、愁眉若脸的女人以来，吉原街，是日本东京妓院集中的一条街道。
今天所有的城市显得漂亮和人道多了。
但是即使有了这样一群娼妓，仍不够满足经常不断的需要，有些人要过一种比在街上寻求这种飘忽不定的蝙蝠和可怜的极乐鸟更为方便和更加隐秘的生活。他们要享受一种更加欢愉的爱情：要有灯光和温暖；要伴有音乐和跳舞；要有一副阔绰的派头。因此，为这类嫖客另有一些不公开的去处妓院，一些姑娘们聚集在院内的一间摆着假冒华贵陈设的所谓沙龙里。她们有的穿着贵妇人式的长礼服，有的显然穿的是晨服。男男女女先在那里一起饮酒、跳舞、聊天，一边还有一个弹钢琴的不时奏着音乐供他们消遣，然后成双成对地偷偷溜进一间卧室。有些高级妓院—尤其是巴黎和米兰的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妓院—往往会使一个未经世面的人产生一种错觉：他仿佛被请进了一座聚集着一群略微有点放纵的社交贵妇人的私邸。这类妓院里的姑娘和在街上拉客的姑娘们相比，在相貌上要更好一些。她们不必冒着风雨在污泥浊水的小巷中游荡；她们坐在温暖的房间里，穿戴着漂亮的服饰，有丰富的食物，尤其是有足够的酒可喝。但实际上她们却因此而成了老鸨们的俘虏；老鸨们供给她们衣着，是为了抬高她们的身价，供应她们膳宿，是为了有利可图的目的，因为这样一来，即使是最勤勉、最有毅力的姑娘也都始终背着还不清的债，她们将永远无法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离开这个家。
如果把某几家这类妓院的秘史写出来，一定会引人入胜，而且会成为当时文化的一种重要文献，因为这类妓院隐藏着最最奇特的秘密之处；而平时非常严厉的官府对这些秘密无疑是十分熟悉的。那里有秘密的后门、专用的楼梯，社会最上层的人物—正如人们私下传说的，还有宫廷里的人物能够从此进入妓院，而不会被其他该死的人看见；那里有四面镶着镜子的房间；还有可以从里面偷看隔壁房间里的一对男女正在毫无察觉地寻欢作乐的房间；那里有专为迷恋异性衣着的性变态者准备的最最奇特的化装服饰，大大小小的箱子里锁着从尼姑的长袍到芭蕾舞女演员的穿戴。而恰恰是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道德风尚，当年轻的姑娘们骑上自行车，就要愤懑地斥之为有损于科学的尊严；当弗洛伊德角他冷静、清楚、透彻的方式说出真相时，却不以为然。恰恰是这个慷慨激昂要维护妇女贞洁的世界，竟容忍这种可怕的卖身，甚至统筹这种卖身行业，并从中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