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之际在艺术上有了不同寻常的飞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超过了法国。象绘画界的克诺普夫、罗普斯；雕塑界的康斯坦丁默尼埃、米纳；工艺美术界的范德韦尔德；文学界的梅特林克、埃克豪特、勒蒙尼那，都显示出欧洲的巨大新力量。不过最使我入迷的是爱弥尔维尔哈伦，因为他为抒情诗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我发现这位在德国完全不知名的作家的—官方的文学界长期以来把他和魏尔伦相混淆，就象把罗曼罗兰和罗斯丹相混淆一样如果说，单单只爱一个人，那么这始终意味着双倍的爱。
也许有必要在这里稍稍加以一点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经历的事太多，瞬息万变，所以也就没有好记性。我不知道爱弥尔维尔哈伦这个名字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然而在当年。他是所有法语诗人当中第一个试图要像沃尔特惠特曼对美国作出的贡献那样对欧洲有所贡献：即要认识时代，认识未来。他早已开始热爱这个现代世界，并把它作为诗歌的题材。当其他人把机器视为恶魔，把城市当作丑恶，认为当时的时代缺乏一切诗意时，他却为每一项新的发明、每一项技术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他为自己有这种热忱感到高兴。为了使自己有更多的激情，他有意识地使自己对一切都倾心。于是从最初的一些短诗中产生出伟大的赞美诗。《相互尊重友好》，这首诗是他对欧洲各族人民的号召。在我们今天这个极为可怕的倒退时代，已不再被人们所理解的当年整整一代人的那种乐观主义，首先在他的诗歌中得到表现。他的一些最佳的诗篇还将一直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我们当年所梦寐以求的欧洲和人类的情景。
我是为了结识维尔哈伦才到布鲁塞尔来的。可是卡米那勒蒙尼那，这位今天被世人不公正地忘却了的《男人》的作者（我曾把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译成德文）遗憾地告诉我，维尔哈伦很少从他的小村庄到布鲁塞尔来，而且现在他也不在家，为了弥补我的失望情绪，他热情地给我引见比利时的其他艺术家。于是我见到了老画家康斯坦丁默尼埃，这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工人和以表现劳动场面着称的雕塑师。在他之后我见到了范德施塔彭，他的名字在今天的艺术史上几乎已经消失。不过这位身材矮小、面颊丰满红润的佛来米人倒是位和蔼可亲的人。他和他那位身材高大、性格开朗的荷兰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年轻人。他给我看他的作品。我们在那个天气晴朗的上午谈了好长时间文学和艺术。他们的善意很快使我的一切顾忌消失。我毫不掩饰地向他们说，我到布鲁塞尔的目的是想见见维尔哈伦，恰巧他不在，真遗憾。
也许我这样讲有点过分有点不太得体反正我察觉到范德施塔彭和他的夫人都开始微微一笑，互相递了一下眼色。我觉得我的话引起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种会意的默契。我变得有点不自在了，想告辞。他们执意要留我吃午饭。他们互相传递着眼色，脸上又浮现出神秘的微笑。不过，我觉得即使这里有什么秘密，也一定是善意的秘密。于是我愉快地放弃了去滑铁卢的打算。
很快就到了中午。我们已坐在餐室里—像所有的比利时住房一样，餐室是在地面一层—突然明显感到有一个身影停在餐室的窗户前，这时才发现透过餐室的有色玻璃可以看见临屋的那一条街。听见有人用手指骨节敲打彩色玻璃的声音，同时门铃也蓦地响了起来。他来了！范德施塔彭太太说着站起身来，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谁，不过门已经开开，他迈着沉重有力的脚步走了进来。原来是维尔哈伦！我一眼便认出了他那张早已从照片非常熟悉的脸，维尔哈伦是常客，今天刚巧也要到这里来，所以当施塔彭夫妇听说我在这里到处找他而不得相见时，他们迅速地用眼色彼此会意：什么，也不告诉我，而是让我在他到来之际喜出望外！现在他已经站在我的面前，对自己开的这种玩笑得意地微笑着。我第一次和他那只强健的手紧紧相握，第一次看到他那明澈、和善的目光。他像平常一样，走进家门就好像有许多满心高兴的喜事要倾吐。他一边一口一口地吃着饭，一边开始讲述。他刚刚去会过朋友，并且去过美术馆，脸上还带着当时那种兴奋神情。他不管到哪里，不管遇到哪一件偶然小事，都会感到不亦乐乎。这已经成为他的不可改变的习惯。他侃侃而谈，眉飞色舞，用动人的感情描述着所讲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