寞非由于在我的青年时代充满了各种彻底改变我们这个世界若干世纪的事件，所以当时的时间过得要比今天快还是因为只埋头于按部就班的工作，所以在我青年时代最后几年（第一次欧洲大战前）发生的事使我今天的记忆相当模糊当时我写作和发表作品。在德国，人们已知道我的名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戏的名声也到了园外。我有自己的支持者，而且也有了反对者—如果要想更确切地说出某种变化的话。帝国的所有各家大报都可供我使用，我不必再向它们投稿，而是它们来向我约稿。但我今天心里非常清楚，我在那些年写的所有作品和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在当年的一切抱负、优虑、失望、怨恨，在我今天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这个时代所包容的一切，必然已改变了我们的眼光。倘若我是在几年以前开始写这本书，那么我就会提到我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阿图尔施尼茨勒、见尔—霍夫曼、戴默尔、皮兰德娄、瓦塞尔曼、沙洛姆阿施、阿纳托尔法朗士等人的谈话（和法朗士谈话实在是轻松愉快的。这位老先生可以给我们讲一个下午不正经的故事，但却以一种非常严肃和难以形容的高雅姿态）。我可能会记述那些了不起的首演盛况，诸如古斯塔夫马勒尔的第十交响乐在慕尼黑的首演，《蔷蔽骑士》在德累斯顿的首演，卡尔萨温娜和尼任斯基的首演，因为我作为一个非常热心的客人是艺术界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但是用我们今天对重要事情较为严格的标准来看，这一切都不足挂齿，这一切和我们今天的时代问题也不再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在我今天看来，那些在我青年时代曾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人们早已没有那些把我的目光从文学引向现实的人们来得重要。
属于后者的人们中，我首先要提到的是：瓦尔特拉特瑙。他是一个在那最最悲剧性的时代能驾驭德意志帝国命运的人，也是在希特勒攫取政权以前十一年第一个被纳粹分子用枪暗杀的人。我和他的友好关系是一种诚挚的老关系了，这种关系是以奇特的方式开始的。而且还要牵连到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我在十九岁时就受到过哈尔登的扶植，他是我最早要感激的人之一，他创办的政治周刊《未来》在威廉皇帝的德意志帝国的最后几十年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哈尔登是由俾斯麦亲自推进政治生活之中的。他也愿意当俾斯麦的喉舌或者挡箭牌。他把当时的内阁大臣弄下台，促使奥伊伦堡事件的爆发，使得德皇的宫殿每个星期都要在不同的攻击和揭露面前颤抖。
但是尽管如此，哈尔登的个人爱好仍然是戏剧和文学。一天，《未来》月刊发表了一组格言，作者的笔名我今天已再也想不起来，但是格言写得特别机敏，语言也十分洗炼，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作为该周刊的固定作者，写信给哈尔登，问他：那位新作者是谁我已多年没有读到过如此言简意赅的格言。回信不是哈尔登写来的，而是一位署名为瓦尔特拉特瑙的先生写来的，从他的来信和从其他方面来看，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全能的柏林电气公司总经理的儿子，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业家、无数家公司的董事，他是德国放眼世界（借用让保尔的一个词来说）的新型商人之一。
他在信中非常诚恳和怀着感激的心情对我说，我的信是他所得到的第一次对他文学尝试的赞许。虽然他至少要比我大十岁，但他却坦率地向我承认，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他是否真的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书出版。他说，他毕竟是一个门外汉，在此之前，他的全部活动是在经济领域方面。而我则真诚地鼓励他。从此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尔后我到了柏林，我打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的答话显得有点犹豫。啊，原来是您呀，可是真不凑巧，我明早六点钟就要到南非去……我插进去说：那我们就下次见面吧。但他一边思忖着一边慢吞吞地说：不，您等一下……让我想一想……今天下午我有几个会要参加……晚上我得到部里去……然后还要到俱乐部去参加一次晚餐……不过，您可以在十一点一刻到我这里来，行吗我说行。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两点。六点钟他登程到南非和西非去了—后来我得悉，他此行是受德国皇帝的派遣。
我之所以在这里讲这些细节，是因为这件事充分说明拉特瑙的性格特点：这位忙碌不堪的人总是能腾出时间的。我在欧洲大战最艰难的日子里还见到过他，而且在洛迦诺会议之前，即在他被暗杀之前几天，我还和他一起乘坐一辆小卧车驶过大街，他就是在那辆小卧车里和在那条大街上被人暗算杀害的。他从来都是把自己一天中的每一分钟事先都安排了。但他任何时候都能毫不费劲地从这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因为他的大脑随时都有应变的能力，就象一具精密而又迅速的仪器，我在其他人身上从未见到过这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