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仿佛在念着一张看不见的讲稿，然而每一句话又是说得那么形象、清楚，只要把他的谈话速记下来，便是一份立刻可以付印的完整提纲。他说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就象他说德语一样清楚明白。他的记忆力从来不会使他难堪，他也从来不需要为了某份材料进行特别的准备。当我和他谈话时，发现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善于冷静地权衡利弊得失，我就感到自己的笨拙和思路不清、缺乏修养和自信，但是在感到他的这种迷人的头脑清楚、即他的思想的清晰透彻的同时，也有一些令人不舒服感觉。譬如说，在他的宅哪里，家具是最最讲究的；挂的画像是最最漂亮的。他的预感能力宛如一台天才发明的仪器；他的宅邸犹如一座博物馆。住的是从前路易丝女王的豪华府第，里面秩序井然，干净得一尘不染，视野开阔。可是要我呆在里面，绝不会感到温暖。在他胸思想中，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因而对什么都觉得无所谓。尽管他头脑非常冷静，但仍充满深深的不安和缺乏把握。
每当我看到他的这种表现时，我就深切地感觉到这位犹太人的悲哀。我的其他一些朋友，例如维尔哈伦、埃伦凯伊、巴扎尔热特，虽然不及他的十分之一的聪慧，不及他的百分之一的博学和了解世界，但他们对自己完全充满自信。我总觉得，尽管拉特瑙聪慧过人，但始终脚不着地。他的整个生活充满着层出不穷的矛盾。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权势，却不愿做他的继承人；他的职业是商人，却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位百万富翁，却愿意搞社会主义思想：他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却去卖弄基督教；他用国际主义的眼光考虑问题，却又崇拜普鲁士精神；他梦想着一种人民民主；但每次受到威廉皇帝接见和询问时，又感到莫大的荣耀；不过，他又深知这位皇帝的各种弱点和自负；因而他自己不可能被虚荣心所左右。所以说，他的从不休息的工作也许只是一种鸦片，用来掩饰内心的烦躁不安和摆脱内心生活最深处的寂寞，只是在一九一九年当德国军队崩溃以后历史赋予他最艰巨的任务：从一片混乱中重建遭到破坏的国家，使之有生存的能力。只是在这种身负重任的时刻，他蕴藏的各种巨大潜力才一齐迸发出来。由于天赋的才干，由于他献身于唯一的理想：拯救欧洲，他使自己成了名重一时的人物。
和他谈话，使人振奋，开阔眼界；就谈话的思想丰富和明确清楚而言，这种谈话只能和霍夫曼斯塔尔、瓦莱里、赫尔曼凯泽林伯爵的谈话相媲美；我的视野从文学扩大到当代的历史，应该归功于他；除此以外，我还应该感激拉特瑙，是他首先鼓动我走出欧洲。他对我说：如果您只了解英吉利岛屿，那您就不会懂得英国。同样，如果您从未走出过欧洲大陆，那么您也就不会懂得我们这块欧洲大陆。您是一个自由的人，要充分利用您的自由！搞文学是一种非常好的职业，因为你不必紧赶慢赶。要想写出一本真正的书，早一年晚一年都无所谓。您为什么不去一次印度和美洲呢这一句偶然说出来的话却打动了我的心，于是我决定立即按他的建议办。
印度给我的感觉，要比我想象得可怕忧郁，那里的人骨瘦如柴、精力衰竭，黑眼珠中流露出没有欢乐的麻木神情。那种悲惨的生活和常常是极其单调的景色使我感到吃惊。而最使我吃惊的是，顽固地把人按照不同的阶级和种族分成三六九等。这种等级观念我在船上就尝试到了。有两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姑娘乘坐在我们船上，乌黑的眼睛，苗条的身材，谦虚文雅，非常有教养、有礼貌。可是我第一天就注意到，她们有意躲避别人，或者说，她们被一道我看不见的界线隔离开来。
她们不跳舞，不与人交谈，而是坐在一旁，读着英文或法文书籍。只是到了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我才发现，不是她们回避英国人的社交圈子，而是英国人躲着这两个欧亚混血儿，尽管这两个漂亮姑娘的母亲是法国人，但父亲是一位波斯血统的印度大商人。当她们在洛桑上寄宿学校和在英国上女子家政学校时，曾度过了和别人完全平等的两三年。可是一旦坐到这条开往印度的船上就立刻受到这种冷冰冰的不露痕迹的社会歧视，而且并不因为这种歧视不易被人察觉而显得不残酷。
我第一次看到了那种狂热鼓吹种族纯粹的偏见象瘟疫一般危害我们这个世界，其后果之严重不亚于上几个世纪的真正瘟疫。
通过和这两个姑娘的初次相遇，我的目光顿时变得敏锐起来。所以，当我看到一个欧洲人出远门旅行时，譬如说到锡兰的亚当峰去，必然要有十二至十四个佣人陪伴，宛若一个白肤色的神，其他一切均在他的尊严之下。
我是带着几分惭愧的心情享受这种对欧洲人的敬畏的—其实，这种敬畏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早就不存在了。我们在自己乐融融的和误以为安全的欧洲是根本不敢想象会对欧洲人采取这种态度的。但我摆脱不掉这种可怕的感觉：未来的数十年和几个世纪必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由于我亲眼目睹了上述这些景状，所以我看到的印度，并不象皮埃尔洛蒂所描写的那样：给它涂上一层颇具浪漫主义的粉红色彩，而是一个令人警觉和注目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