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互相在后方辱骂、中伤敌国已经死去的伟人—他们默默地在自己的坟墓已经躺了几百年了。这种精神失常越来越荒唐。从未走出过自己住的城市和上完学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地图册的厨房里的厨师相信，如果没有桑夏克（波斯尼亚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奥地利就无法生存。马车夫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提出哪些战争赔偿，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而他们并不知道十亿究竟有多少。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社会阶层不陷入那种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传教士们从祭坛上说教，一个月前还把军国主义谴责为最大犯罪的社会民主党人聒噪得比其他人都厉害，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话不当卖国贼。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恰是各国人民一味相信自己一方事业的正义性，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
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要想和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地成为不可能了。最爱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入，也象喝醉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我始终以为是坚定的个性主义者和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成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每次谈话都是用这样一些愚蠢的陈词滥调结束，诸如：
谁不会恨，谁也就不会真正的爱。或者表示无端的怀疑。多年来我从未和他们发生过争论的同伴们很不客气地责备我，说我不再是奥地利人，说我应该到法国或者比利时去。是呀，他们甚至审慎地暗示，他们原本应该让当局知道我的观点，诸如战争是一种罪行，因为失败主义者是祖国的最严重的罪犯—失败主义者这个漂亮的词也同样在法国发明。
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别人头脑发热和乱嚷嚷的时候，隐居到自己的内心和保持沉默。当然，这是不容易的。因为纵使自我流亡到国外，也不见得比孤身一人生活在祖国坏多少—我对此在当时就有充分认识。在维也纳，我和原来的老朋友们已经疏远，找新朋友，当时还不是时候。只有莱纳马利亚里尔克有时还可以和他谈谈心。他也同样在我们偏僻的军事档案馆服役，因为他的神经是如此脆弱，任何肮脏、气味、嘈杂都会使他的神经感到真正的难受。他是绝对不能当兵的。当我今天想起他穿着军装的那副样子，我总是忍俊不禁。一天，有人敲我的门。一个士兵畏畏缩缩地站在那里。我猛地一怔：是里尔克！穿着军装的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他看上去非常笨拙，脖子被衣领束得紧紧的，完全被这样一个念头弄得心慌意乱：他得随时把靴子猛地并拢向任何一个军官致敬。因为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即使对那些微不足道的陈规陋习他也是要模范地遵守，所以他始终处于张皇失措的状态。他轻声地对我说：自从上完军事学校以后，我就一直讨厌这套军服，我想，我再也不用穿它。可是现在，到了快四十岁的时候，又把它穿上了！幸亏肯帮忙的人保护了他，不久一次有利于他的健康检查使他免于服役。他又来看过我一次，是来告别的，这一次重又穿起平民服装。他走进我的房间的时候简直象飘进来一样（他的走步总是那样难以形容的轻），他说，他还要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曾通过罗曼。罗兰设法要把他在巴黎被没收的图书救出来。他第一次看上去不再年轻了，仿佛是对恐惧的思想使他精疲力竭。
他说：如果只能到国外去，那么就到国外去！战争始终是监狱。然后他就走了。我又再次成了孤独一人。
几个星期以后，为了躲避那种危险的群众变态心理，我坚决地迁居到维也纳的一个郊区，以便在战争期间开始我自己个人的战争：向利用当时群众的热情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