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隐居到郊区也没有用。气氛仍然是压抑的。从而使我意识到，在对方粗野咒骂的时候，仅仅采取消极态度、不参与其事是不够的。再说，我毕竟是作家呀，只要在一个有审查制度的时代被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就得说话，而且也有责任表示自己的信念。我试着这样做了。我写了一篇文章，题名为《致外国的朋友们》，在文章里，我和另一些人的仇恨宣传截然不同，公开表示，为了一有机会就与所有在外国的朋友们一起为重建欧洲文化而工作，即使现在还不可能取得联系，我也将保持着对他们的忠诚。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一家当时读者最多的德国报纸《柏林日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它竟然不加删节毫不犹豫地将全文刊登出来。只有那一句活—不管胜利属于谁—成了审查制度的牺牲品，因为哪怕只要稍微怀疑一下德国在那次世界大战中必然胜利，在当时也是绝不允许的。不过，即使没有这种限制，那篇文章也已给我招来若干封超爱国者们的愤怒信件，他们说，他们不理解我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刻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敌人为伍。这并没有使我非常伤心。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要求别人皈依我的信念的企图。能够把这种信念表示出来，而且是清楚明白地表示出来，我就满足了。
十四天之后，我几乎已经把那篇文章忘却了，忽然收到一封贴着瑞士邮票、并盖有经过检查印记的信，从熟悉的笔迹来看，我就知道是罗曼罗兰的信。他肯定念过了我写的那篇文章，因为他在信中写道：不，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朋友们。我立刻明自了，这寥寥几行字是试图证实一下，在战争期间和一个奥地利的朋友建立通信联系是不是可能。我很快给他写了回信，从此我们就互相按时通信，这种通信后来继续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残暴—中断了国与国之间的任何联系时为止。
看到那封信，是我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时刻之一：它象一只白鸽从住着乱吼、乱踩、疯狂兽群的诺亚方舟飞来。我不再感到孤独，而终于又和相同思想的人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我受到罗曼罗兰泰然自若的坚强意志的鼓舞。
因为我知道罗曼罗兰在国界的那一边是怎样非凡地保持着自己的人性！他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诗人在那样的时代，一个作家应该选择那样的道路：不参与破坏、残杀，而是以沃尔特惠特曼为伟大榜样—惠特曼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曾做过男护士—参加援助与人道工作。罗曼罗兰住在瑞士，由于身体时好时坏，不能参加任何战地工作战争爆发时，他立刻在日内瓦参加红十字会，每天都在红十字会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做那件了不起的工作，后来，我曾在一篇题为《欧洲的心脏》的文章里对他所作的工作公开表示感谢。在最初几个星期残酷的血战之后，任何联系突然中断，各个国家的家属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兄弟、父亲是阵亡、是失踪，还是被俘；他们不知道向谁去打听，因为从敌人那里是得不到任何消息的。有的人因不知道亲人的命运而备受折磨。红十字会就在那恐怖和残酷的时刻承担起这项至少可以减轻人类最大痛苦的任务。红十字会设法从敌对国家那里把被俘人的信件带到故乡。当然，筹建了数十年的这个组织没有接受过如此广的范围和几百万人的问题。每日每时都得增加来帮助工作的志愿人员。因为对家属来说，那种痛苦的等待消息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每天寄来的信函，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底已达三万件，于是，最后竟有一千二百人一起挤在日内瓦的小小的拉特博物馆里为处理和答复每天的邮件而工作。在他们中间就有作家中最富于人性的罗曼罗兰，他没有只顾自己去搞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种责任，艺术家的责任，即表示自己信念的责任，尽管这样做，是对自己国家的一种抗拒，甚至是对正在进行俄争的整个世界的反悖。一九一四年秋天，当大多数作家已经在仇恨中叫喊得声嘶力竭并互相攻仟和辱骂时，他却写出了那篇值得记念的《超脱于混战之上》的自白文章，他在文章中抨击了国家之间精神上的仇恨，要求艺术家们即使在战争中也要主持正义与人道。当时，还没有一篇别的文章象他这篇文章似的招来各种议论，并引起整个文学界的分裂：有的反对，有的赞成。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的一点好处是：当时舆论还有力量，舆论还没有被有组织的谎言，即宣传所扼杀。人们还听写出来的话，这也是他们期待着想听到的话。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没有一个作家的话会起一丁点儿作用—不管是好，是坏。时至今日，还没有一本书、一本小册子、一篇文章、一首诗能打动群众的心灵或直接影响他们的思想，但在一九一四年，一首象利骚的十四行诗《憎恨英国》，一项如九十三名德国知识界人士的愚蠢宣言，以及象罗兰的《超脱于混战之上》一篇八页的文章，或者一部如巴比塞的长篇小说《火线》，这些都可能成为当时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