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世界的道德良心也没有象今天这样衰竭、干涸，它会以几百年来传统信念的全部力量对任何公开的谎言、对任何践踏国际公法和破坏人道主义的行为作出强烈反应。自从希特勒把谎言变成真理、把违反人道变成法律以来，象德国向中立的比利时进攻这样违背公理的事，在今天几乎已不会再受到严厉谴责，可是在那个时候还能激起全世界的愤怒。枪杀卡维尔护士，用鱼雷炸沉卢西塔尼亚号，都由于激起了道义上的普遍愤慨，而使当时德国受到的打击比一次失败的战役还要沉重。在那个时候，人的耳朵与心灵还没有被那些不断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胡说八道的波浪淹没，文豪、作家的讲话绝不是无济干事的，恰恰相反，一个伟大文豪主动发表的宣言的影响比那些政治家们所有公开演说的影响要大上千倍。人们知道，政治家们的演说是针对时局的策略，是政治的需要，至多只有一半真话。那一代人相信文豪是代表纯粹思想观点的最优秀的公民，因此对于文豪的想法寄于无限的信任—当然，以后是非常失望。正因为军人、官方机关知道文豪的这种威望，他们便企图把一切有道德、有威望的人当作他们煽动宣传的工具：他们应该声明、表态、证实与发誓，一切非正义的坏事都在别人一方，一切正义、真理都属于自己的国家。可是罗曼罗兰却没让他们得逞。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去进一步毒化用一切煽动手段制造的十分郁闷的仇恨气氛，而是相反，去净化它。
如果谁今天再去重读那篇长达八页的着名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很可能不再理解它当时的广泛影响：但是，如果用冷静、清醒的头脑去读，那么就会发现，罗曼罗兰在文章中，所说的一切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然而那些话是在一个今天几乎无法再现的群众精神发狂的时代说的。当那篇文章发表时，法国的超级爱国者们立刻叫喊起来，仿佛他们的手突然碰到了火红的铁块。一夜之间，罗曼罗兰遭到了他最好的朋友们的抵制，书商们也不敢再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陈列到橱窗里，正需要用仇恨来刺激士兵的军事当局已想出针对他的措施，小册子一本接着一本出来了，提出的论点是：在战争期间，祖国失去了人类所取得的一切。不过，象往常一样这种叫嚷无非证明了受到的打击是沉重的。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态度问题的讨论已无法阻挡，这个问题，已无可回避地提到了每个知识分子的面前。
在我的这些回忆中，最使我感到遗憾的，莫过于罗曼罗兰在那几年给我的信眼下不在我手里；它们很可能在这次新的战争浩劫中被销毁或者遗失，每想到此，我就觉得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压在身上。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我认为，人们以后可能会把那些信件列入最美、最富人性的作品。
那些作品是他当时伟大的心灵和热情的洞察力的结晶。他是出于无限的同情和无比的愤慨给国界那边的一位朋友—但从官方来说是敌人—写那些信的。那些信件也许是在一个理智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忠于自己的思想需要极大勇气的时代中最深刻感人的道德纪录。一个积极的建议不久便从我们这种友好的信札往返中产生出来：罗兰倡议，应该将各个国家最重要的文化名人邀请到瑞士来，共同举行一次会议，以便取得一个统一的、比较恰当的立场，甚至可以本着互相谅解的精神向全世界发表一份观点一致的呼吁书，他说，他可以从瑞士邀请法国和外国的思想界名人参加，而我应该趁我们自己的和德国的作家和学者还没有由于公开的仇视宣传而丧失名誉时从奥地利进行试探。我立即开始投入工作。当时德国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盖尔哈特霍普特曼。为了让他在参加不参加会议的问题上不感到为难，我不想直接和他联系。于是我写信给我们都认识的朋友瓦尔特拉特瑙，请他私下询问一下霍普特曼的意思。可是拉特瑙拒绝了—我也从未知道霍普特曼是否知道这件事—拉特瑙说，现在不是建立文学艺术界和平的时候。这样，我的努力也就彻底失败了。因为当时托马斯曼是站在另一个阵营，并且刚刚在一篇论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文章里维护德国的官方立场。里尔克，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他基本上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联合行动。早先是社会主义者的戴默尔抱着幼稚可笑的爱国自豪感在自己的信上用戴默尔少尉签名。至于霍夫曼斯塔尔与雅各布瓦塞尔曼，有人在私下交谈时告诉我，不能算上他们。这么说，从德国方面来看是没有多大希望了。在法国，罗曼罗兰遇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那是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为时尚早，对后方的人来说，战争还离得太远。我们仍处于孤立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