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但并不完全孤立。通过信件的来往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收获：初步了解到几十个人的情况，从他们的心来说，可以算在我们这一边，他们虽然身处中立国或交战国，却和我们有着共同的想法；我们能够互相关注交战双方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在某种程度上得出一致的观点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可能还会有新来的人赞同这种观点—起初犹豫不决，但随着时代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也就会越来越坚强。这种并不是完全生活在一片荒漠中的感觉给我以勇气常常写文章，以通过对事情作出回答和反应来让一切和我们有同感的孤立的人和隐居的人站出来，我不时给德国与奥地利的大报写稿，从而获得了一块重要阵地。当局原则上是反对的，但并不可怕，因为我从来不涉及敏感的政治，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所有的文学家是极其尊敬的，如果我今天浏览一遍我当时悄悄地塞到最广泛的公众手中的文章，我就不能不对奥地利军事当局的大度表示我的故意。我竟可以在世界大战进行之中热烈赞誉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贝尔塔冯苏特纳，是她把战争指责为犯罪的犯罪；我还把巴比塞的《火线》在奥地利的一家报纸上作了详细的介绍。我们要想在战争期间把那种不适对宜的观点介绍给各阶层的广大群众，我们当然得想出一套办法来。为了说明战争的残酷和后方的漠不关心，自然有必要在一篇向奥地利介绍《火线》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一个法国步兵的痛苦。不过，几百封从奥地利前线来的信件向我表明，我们的步兵对自己的命运也认识得十分清楚。选用的办法还有：为了说出我们的信念，我们佯装互相攻击。
比如我的一个法国朋友在《法兰西信使报》中反驳我的文章《致外国的朋友们》；他用这种所谓的论战将我的文章全文翻译印出，然后成功地把它传到法国，在那里，每个人都能读到它（这就是目的）。我们用这种方法互相打着闪光的信号灯。后来，一件小事向我表明，我们这种信号的传递是多么默契。当意大利于一九一五年向它早先的盟友奥地利宣战时，我们那里顿时掀起一阵仇恨的浪潮。意大利的一切都受到责骂，有一次，偶然出版了一本由一位名叫卡尔波埃里奥的意大利青年写的回忆录，他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的人，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一次他去访问歌德时的情景。为了在那仇恨的喧嚣声中证明意大利人和我们的文化早就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故意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位意大利人访问歌德》，因为那本书是由贝内代托克罗切写的序言，我便在文章中顺便说了几句向克罗切表示崇敬的话。
在一个不许赞扬敌对国家的作家或学者的时代，对一位意大利人说出表示钦佩的话，这在奥地利无疑是一种明显的示威，而它在国界以外是会被理解的。
当时在意大利还是部长的克罗切后来有一次跟我说：部里的一位并不懂德语的职员是怎样惊慌失措地告诉他，在战争对方的大报上有反对他的文章（因为那个职员想，在那个时候报上点名，只能是敌意）。克罗切叫人拿来《新自由报》，先是大吃一惊，然后便是高兴异常，他看到的原来不是敌对之意，而是尊敬。
我现在完全不想低估那些小小的孤立的努力，那些努力对事件的进程自然毫无影响，但是却帮助了我们自己和某些不相识的读者。那些努力缓解了可怕的孤立和内心的绝望，一个真正有人的感情的二十世纪的人当时就处在那样的绝望之中，而二十五年之后的今天，重又出现了那种情况：面对着强大的势力无能为力，我甚至更害怕今天这种强大的势力。我当时就已经完全意识到，我用那种小小的抗议与那样的办法并不能卸掉我心中的负担。于是，写一部作品的计划在我心中渐渐地形成了，我的这部作品不仅仅要表现一些个别的事情，而是要表现我对时代、对人民、对灾难、对战争的全部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