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差的最初几天，我还没有遇到真正可怖的战争景象；后来，战争的面目才超出我最坏的想象。由于几乎没有载客的列车通行，有一次，我在一辆运送炮车的敞篷车上，又有一次，我坐在一辆运牲口的车厢里，里面发出浓烈的恶臭，许多人疲倦极了，互相挨挤着，东倒西歪地竟睡着了，好象在拉往屠宰场的途中一个个已经被宰了似的。但最最可怕的要算是运伤兵的列车了，我曾被迫乘坐过两、三次这样的伤员车。啊，它跟那些光亮洁净的白色救护车哪里有共同之处。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维也纳社交界的公爵夫人和高贵的女士们曾扮做护理病员的护士在那种自色救护车里让摄影师把她们拍下照来。我看到运伤员的都是一般的货车：没有一扇象样的玻璃窗户，而只有一个窄窄的通气小窗，车厢里用的是被煤烟熏黑的油灯照明，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简陋的担架一付挨着一付放在那里，担架上躺着的全是不断发出呻吟、额角流着汗珠、脸色如死人一样苍白的人，他们在尿、粪及黄碘的浓烈气味中拼命地吸着空气。军队的卫生员走起路来更是摇摇晃晃，他们已经疲惫不堪。那里也看不到那种照片上泛着白光的床上用品。躺在麦秆上或硬担架上的人盖着早已渗满了血迹的毯子。在每一节车厢里都有两三具尸体横卧在那些奄奄一息和不住呻吟的伤员之中。我曾和一位大夫交谈过，他对我说，他本来只是匈牙利的一个小城市里的牙科医生，已经有不少年没做过外科手术了。他显得非常绝望。他说，他事先向七个车站发去电报，要求提供吗啡，可是所有的药品都已用光，药棉没有了，干净的包扎用品也没有了，而到布达佩斯的医院还要二十个小时。他请求我帮他忙，因为他手下的那些士兵已疲倦得无法支持下去了。我答应试试，可是我要多笨有多笨；不过还能有点用：每到一站，我就下车帮助提几桶水，水质又坏又脏，本来只是机车用水，现在却成了清凉饮料；水，至少可以把伤员擦洗一下，揩净不停滴在地上的血迹。对来自各个民族、被一起塞进这口带着滚动轮子的棺材里的那些士兵来说，还有一个人际之间的困难，那就是各种语言障碍。医生与护士都不懂鲁提尼人的语言和克罗地亚语。唯一能帮一点忙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牧师，他—象医生没有吗啡一样感到绝望—也从自己的角度忿忿地抱怨说，他设法从事他的圣职活动，因为他没有油去作临终涂油礼的仪式了，他说，在他漫长的一生里，他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在最后一个月里料理这么多的人。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用生硬的、愤怒的声调说出的那句话：我是六十七岁的人了，见的东西也不少。但是我曾认为，人类犯下这样的罪行是不可能的。我在国家途中乘坐的那趟伤员列车拂晓进入布达佩斯。我立即向旅馆奔去，我需要先睡上一觉，因为在车厢里，唯一的座位就是我的箱子，我一直睡到大约十一点，因为我实在太疲倦了；我赶快穿好衣服去吃早饭，可是我刚走几步之后。就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我得揉一揉自己的眼睛，看看是不是在做梦。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早晨还象春天，中午就已经是夏天了。
布达佩斯是那么美丽，而且也从未如此无忧无虑。太太们穿着白色的衣裳，和军官们挽着胳膊在漫步。那些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军官好象不是我昨天、前天才见到过的，而完全是象另一种军队的军官。我看到那些衣服里、嘴里和鼻子里还散发着一股黄碘气味—这是昨天运送伤员的缘故—的军官们怎样去买紫罗兰向太太们献殷勤。我看到那些漂亮的小汽车驶过大街，里面坐着漂亮的、胡子刮得净光的、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所有这些景象离前线只不过八、九个小时的快车路程呀！可是我有权利指责他们吗他们生活着，而且想生活得更快乐，难道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们大概正是感觉到一切受到了威胁，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尽量享受：几件好衣服，最后的美好时刻！
恰恰是因为我看到过人是一种非常脆弱、非常容易被摧毁的生物，一个小小的铅丸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他的回忆、认识和狂喜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一个如此瑰丽的上午会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去享受太阳的光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去感觉自己的血液和说不定已增添了力量的自己的生命。我几乎已经对那些开始使我感到吃惊的事情释然了。可是那个殷勤的餐厅招待又偏偏给我送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耐着性子看起来。这才使我真正恼怒呢。报纸上登的全是一些关于不可动摇的胜利意志的废话，说什么我们自己部队的损失非常少，敌人的损失非常大。看了让人恶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耻的战争谎言不断向我袭来，不！有罪的不是那些散步的人、漫不经心的人、无优无虑的人，而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倘若我们不用自己的语言去反对他们，那么，我们也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