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才得到真正的动力：我一定要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心中已经有了素材，只是要动笔，还缺少能形象地证实我的直觉的最后材料。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那些预言家们有政治的，也有军事的，他们侈谈胜利，实际上是延长互相残杀的时间。在这两种主义背后，用钱收买来的合唱队也是我的敌人。正如韦尔弗尔在他优秀的诗歌中斥贡的那样，他们尽是战争的吹鼓手。谁表示怀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反正他们自己在战争中不会受苦，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而在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手足无措了还是这一帮子人，他们嘲笑特洛亚的卡桑德拉，嘲笑耶路撒冷的耶利米。在此以前，我对这两个形象的悲剧性和伟大从未理解得有象当时那样深，我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和这两个形象所处的时代实在太相似了。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什么胜利，我只肯定地知道一点：纵然在付出巨大牺牲的条件下能取得胜利，这胜利也补偿不了牺牲。我虽然这样提醒过，但我在我所有的朋友们中间是孤立的，而且，在第一枪打响以前就发出狂乱的胜利吼声，在第一次战役前就分配战利品，这常常使我怀疑，这究竟是我自己在那些聪明人中间发了疯，还是在他们酩酊大醉时只有我一个人保持着可怕的清醒。所以，用戏剧的形式去描写一个失败主义者一—有人发明这个词，是为了把失败的意志这种罪名强加在那些努力追求互相谅解的人的身上—的特殊的悲惨处境，对我来说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选择了徒劳无益的告诫者耶利米这个形象作为象征。但对我来说无论如何不是为了写一部陈词滥调的和平主义戏剧，宣传和平比战争好，而是描写一个在狂热的时刻被人蔑视，被看成是软弱的人、胆怯的人，但在失败时却又证明自己是唯一不仅能忍受失败而且还能战胜失败的人。从我的第一个剧本《忒耳西忒斯》开始，失败者心灵上的优越感这个问题一再索绕在我的脑际。我一直想表现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任何形式的权势都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任何胜利都会使全体人民思想麻木。
我还想把这两者和那种使人心灵万分痛苦的失败势力对立起来。战争正在进行，当别人还都在不加思索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明着自己必然胜利的时候，我却已把自己抛进了灾难的深渊，并寻找着摆脱灾难的道路。
但是，当我选了圣经上的一个题目，我无意之中触及了我身上迄今未加注意的地方：即触及了我在血缘上或传统上和犹太人的命运暗暗建立起来的联系。难道他们不是我的同胞吗他们曾不断地被各个民族战胜，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战胜，然而，由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即那种用意志改变失败的力量，使他们无数次地经受住了失败的考验而继续生存下来。我们的先知，难道他们预先不知道那种永远被追逐、被驱赶的命运那种命运今天又使我们象糠秕一样被抛在大街上。难道他们没有忍受屈服于暴力的失败甚至把失败赞美为一条去见上帝的路如果说考验不是永远对所有的人或者某一个人有益—那么，当我在写那部剧本时，我却有幸感觉到了那种益处，在我看来，那部剧本才可算是我的第一本书。我今天知道：如果当时我没有在战争中痛苦地体验和预感一切，那么我仍然会象战前的我一样，是一名—如音乐术语所说—令人愉快的作家，然而永远不会领悟、理解和击中内心的最深处。当时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情：我要说出我自己的心里话，同时要说出时代的心声。我曾想帮助别人，但当时是先帮助了我自己：我着手写一部除了《伊拉斯谟》以外最富有个性、最隐晦的作品—在一九三四年希特勒统治的日子里，我用《伊拉斯谟》这部作品使自己摆脱了类似的危机。从我开始创作那出悲剧的那一刻起，我对时代的悲剧也就不再感到非常痛苦了。
但我从来不相信那部作品会获得明显的成功。由于遇到许多问题，如先知问题，和平主义问题，犹太人问题，由于最后结束场面的合唱形式—要把结束场面上升为一首歌唱失败者命运的赞歌—从而使那部作品的内容超出一部剧本的正常容量，以致剧场从头至尾演一遍，就得两、三个晚上，还有—正当报纸上每天都在大喊大叫要么胜利，要么毁灭！的时候，怎么会让这出戏—这出宣告失败，甚至赞美失败的戏登上德国舞台呢。如果那本书可以出版的话，那我一定得说出现了奇迹，但是，即使遇到最坏的情况：剧本不让上演，它也至少帮助我度过了最因难的时刻。我把所有在和我周围的人交谈中不能说的话，都通过剧本中诗句的对白说了出来。我把压在我心头的沉重负担抛得远远的，我自己解脱了自己正当我对时代的一切都不满意的时候，我却找到了对自己满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