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很快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个平静而又守法的瑞士已被两个阵营的秘密谍报人员象鼹鼠打洞似地破坏了。倒字纸篓的女佣、女接线员，形迹可疑、慢慢吞吞地在身边服务的饭店招待，都在为一个敌国服务，甚至常常是同一个人为两边效劳。箱子被偷偷地撬开，吸墨纸被拍成照片，信件在邮途中不翼而飞，时髦俏丽的妇女们在旅馆的大厅里令人恶心地向一个男人微笑，一些热心得出奇的和平主义者—我们从未听人说起过他们—会突然登门拜访，并请求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名或者假惺惺地来素取那些可信赖的朋友们的地址。有一个社会党人请我给拉绍德封的工人们作一次报告，报酬高得令人生疑，而工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真是处处得小心提防。没有多久，我终于发现，那些能够看作绝对可靠的人是何其之少，更由于我不愿卷入政治，所以我的交往也就愈来愈有限。何况，即使在那些可靠的人家里，那种毫无结果的无休止的讨论，以及那种激进主义者、自由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不问政治的人混杂一起的奇特现象，也使我感到无聊；我在那里第一次学会了如何去正确观察一个典型的职业革命家：他将永远对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事情一味采取反对的态度，他觉得这样就会抬高自己的地位，他将死守教条，因为他自己没有任何立足点。
所以，要是继续留在那种喋喋不休的混乱环境里，也就意味着会把自己的头脑搞乱，同流合污，对自己信仰的道义力量失去信心。于是我和他们分道扬镳了。事实上，在咖啡馆里策划谋反的人没有一个敢真正造反，在那些临时凑在一起的世界政治家中，当真正需要政治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懂得搞政治。
好不容易到了开始战后建设的时候—这当然应该得到肯定—可他们还是抱着那种吹毛求疵、牢骚满腹的否定态度，正如当年的反战作家只有很少几个人还能在战后写出一部重要作品一样。一个使他们热衷于搞创作、搞政治和争论不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战争一旦结束，反战运动也随之结束。由那些令人注目、有才华的人所形成的整个反战阶层也就俏然烟消云散了，每一个小团体当然也不复存在，因为他们是由于一时相同的处境，而不是由于共同理想而组成的。
我在离苏黎世约半小时路程的吕施利孔替自己找了一个恰当的地方一家小旅馆，从吕施利孔的山丘上能眺望到整个苏黎世湖，只是显得又小又远，还能望见城里的塔楼。我在这里只需要会见我自己请来的真正朋友，他们是罗曼罗兰和马塞雷尔。我能在这里干自己的工作，充分利用无情消逝的时间。美国的参战，使所有那些被蒙住了眼睛和耳朵被本国的大话震聋了的人顿时猛醒，感觉到德国的失败不可避免；当德国的皇帝突然宣布说，从现在起他要实施民主时，我们知道事态已非常严重。我坦白地承认，我们奥地利人尽管和德国人语言和思想感情相通，但也变得不耐烦起来，巴不得那已经变成不可避免的事快快到来。曾经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威廉皇帝终于逃亡出国了。为了自己的胜利和平而葬送了千百万人生命的鲁登道夫也戴上墨镜偷偷溜到了瑞典。但那一天却给我们带来许多宽慰。因为我们—当时全世界的人也和我们一样—相信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永远结束了。蹂躏我们这个世界的野兽都已被制服或者统统被杀死了。我们相信威尔逊的伟大纲领，就好象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纲领似的。当俄国革命还在以人道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欢庆自己蜜月的日子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曚曚的曙光。我现在知道我们那时很傻。不过不仅是我们傻。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用雷鸣般的欢呼声来迎接威尔逊，把他当成会给全世界带来福音的救世主；也都会记得：敌对双方的士兵互相拥抱和亲吻的情景；在那和平的最初日子里，欧洲人表现出空前的深信不疑的心情。
因为现在地球上终于有了空间去建立那个早就盼望着的正义和博爱的王国，我们梦想着当时就建立共同的欧洲，不然，就要永远失去时机了。我们曾度过的地狱般的生活业已过去，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而正由于我们年轻，我们心里想：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过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