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角度看，我在德奥军队崩溃以后重返奥地利，是一件最愚蠢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奥地利还笼罩着早年专制皇朝的阴影，在欧洲的地图上是一块捉摸不定、毫无生气、灰溜溜的地方。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都把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分割走了；奥地利只剩下残缺不全、好象还在淌着鲜血的躯干。在那六七百万不得不自称是德意志族奥地利人中间就有二百万人拥挤在首都维也纳。他们在那里挨饿受冻。早先曾使这个国家富裕的许多工厂是设在现已属于外国的土地上。铁路线只剩下残缺不全的路基。国家银行的储备黄金已全部用来偿还巨额的战争借款。国家四周的边界线尚未确定，因为和平才刚刚开始，要承担的责任还没有最后规定。国内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炭、没有石油。看来一场革命己不可避免；要不，就是一种灾难性的解决办法。按照各种世俗的预见，这个由战胜国人为制造的国家是无法独立生存的—所有的政党，各种社会主义的、教会的、民族主义的政党，都是喊着这种腔调—看来，这个国家自己也完全不愿独立存在。就我所知，出现这种悖理的情况，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个国家被迫独立存在，而它自己却竭力加以拒绝。奥地利的愿望是，要么和那些原来相邻的国家重新合并，要么和同一民族的德国统一，而绝不愿在这种被肢解的状态下过一种屈辱的乞丐似的生活。而那些相邻的国家却相反，他们再也不愿意和这个奥地利继续保持经济同盟，一则是因为那些国家认为奥地利太穷了，二则是因为害怕哈布斯堡皇室复辟；至于和德国合并，是被协约国所禁止的，因为协约国不愿看到战败的德国因此而变得强大。所以协约国明文规定：这个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必须继续存在，对一个自己不愿意存在的国家竟下达这样的命令：你必须存在！—这是历史上的咄咄怪事。
在一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究竟是什么促使我自愿回去的呢今天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不过，我们这些在战前成长的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们认为，在这样一种最最困难的时刻，我们更应该属于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贪图安逸，逃避眼前在那里发生的悲剧，是多么怯懦。而且我，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更感到有责任，用自己的话去帮助克服战败带来的困难。我觉得，在战争朋间自己好象是多余的，而现在战败之后，倒好象适得其所，尤其是因为我曾反对过拖延战争，所以赢得了一定的声望，特别是在青年中间。再说，即便我不能有所贡献，但是我能和他们一起去共尝我曾预言过的苦难，至少也是一种弥补。
当时，要重返奥地利，所作的准备简直就象去北极探险，必须穿上暖和的衣服和毛衣，因为谁都知道过了国境线的那一边没有煤—而冬天又即将来临。鞋子要换好鞋底，因为那边只有木头鞋底，带上瑞士允许出口数量的全部贮备食品和巧克力，为的是在拿到第一次面包票和黄油票以前不致挨饿。行李要去保险—只要保价费高到还有能力支付，因为大多数行李车都会遭到抢劫，而丢了一只鞋，丢了一件衣服，都是无法弥补的。只是我十年以后有一次到俄国去，我才作了类似的旅行准备。列车到了布克斯边境火车站—一年多以前我曾怀着喜悦的心情乘车驶进这个车站—我站在那里犹豫了片刻，问自己是否在这最后时刻，还是回头好。我觉得这是决定我一生的关键时刻。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去迎向困难和相当艰苦的生活。我重又登上列车。
当我一年前到达瑞士布克斯边境火车站时，我曾经历了那兴奋激动的一分钟。而现在，当我回国的途中，我同样在奥地利的费尔德基尔希边境火车站经历了难忘的一分钟。我一下火车，就发觉边境官员和警察身上那种明显的不安。他们对我们并不特别注意，过境检查十分草率，他们显然是在等待更为重要的事。最后，钟声敲响，表示一趟从奥地利方向开来的列车就要进站，站上的警察都各就各位，全体工作人员急急忙忙从木板小屋里出来，他们的妻子也都一齐拥向月台—显然是事先打过招呼的；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在等待的人群中有一个身穿黑衣服、带着两个女儿的老妇人，从她的仪态和服饰看，大概是个贵族。她显得很激动，不时拿手帕擦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