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曰：“卿平萧铣，诸将皆欲籍伪臣家以赏士卒，独卿不从，以谓蒯通不戮于汉；既而江汉归顺。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其卿之谓乎？”靖曰：“汉光武平赤眉，入贼营中案行。贼曰：‘萧王推赤心于人腹中。’此盖先料人情本非为恶，岂不豫虑哉！臣顷讨突厥，总蕃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杨干，斩一庄贾，亦推赤诚存至公而已矣。陛下过听，擢臣以不次之位，若于文武则何敢当！”
　　太宗曰：“昔唐检使突厥，卿因击而败之。人言卿以俭为死间，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与俭比肩事主，料检说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纵兵击之，所以去大恶不顾小义也。人谓以俭为死间，非臣之心。案《孙子》，用间最为下策。臣尝著论其末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若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善间，安可用乎？唐俭小义，陛下何疑？”太宗曰：“诚哉！非仁义不能使间，此岂纤人所为乎？周公大义灭亲，况一使人乎？灼无疑矣！”
　　太宗曰：“兵贵为主，不贵为客；贵速不贵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为客且久哉？《孙子》曰：‘远输则百姓贫。’此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此不可久之验也。臣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太宗曰：“何谓也？”靖曰：“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迟速，唯发必中节，所以为宜。”
　　太宗曰：“古人有诸？”靖曰：“昔越伐吴，以左右二军鸣鼓而进，吴分兵御之；越以中军潜涉不鼓，袭败吴师；此变客为主之验也。石勒与姬澹战，澹兵远来，勒遣孔苌为前锋，逆击澹军；孔苌退而澹来追，勒以伏兵夹击之，澹军大败；此变劳为佚之验也。古人如此者多。”太宗曰：“铁蒺藜、行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敌而已。兵贵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韬》言守御之具尔，非攻战所施也。”
　　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墓险阻。’又孙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处。’如何？”靖曰：“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将有所疑忌，则群情摇；群情摇，则敌乘衅而至矣。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涧、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罗之处，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敌乘我。丘墓故城，非绝险处，我得之为利，岂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说，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叮咛诫之。”靖再拜谢曰：“臣案《尉缭子》云：‘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日时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诫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诸将。”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前代事迹，孰为善此者？”靖曰：“苻坚总百万之众，而败于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是汉讨公孙述，与副将刘尚分屯，相去二十时，述来攻汉，尚出合击，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太宗曰：“然！苻坚初得王猛，实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坚果败。此縻军之谓乎？是汉为光武所任，兵不遥制，故汉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谓乎？得失事迹，足为万代鉴！”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诚如圣语。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奕棋，两敌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实一法欤？《孙子》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敌来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敌亦守之。攻守两齐，其术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案《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后人不晓其义，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