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李清照来说，可以说在经历了一段不太平静的童年之后，生活渐趋平静起来：父亲在京做官，而自己则随着后母在老家心平气和的过日子，无忧无虑、衣食丰足！
　　在此我要暂时将对于小清照的叙述放一放，把当时的一些社会背景及一些重大事件拉出来说一说，希望列位关心小清照成长的读者稍安勿躁！因为这些事情对接下来故事的叙述是很重要的，是不得不说的！
　　这个不得不说的中心话题就是——大宋朝的党争！
　　其实在历朝历代，党争都是困扰核心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明智的皇帝都对此高度重视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当然是为了消灭它，但事实证明，要想将这个问题彻底的缓解甚至治愈都是不可能的，有人说“有皇权必有党争”，此话一点都不假！
　　在唐朝末年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牛李党争”（大致经过是：当时宦官专权，依附宦官的又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扎，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闹了将近40年）便让唐王朝几代领导人大伤脑筋，唐文宗曾为此发出过“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甚至有历史学家将唐王朝由衰落走向灭亡归结为“牛李党争”上，尽管有些偏激了，但足见其危害了！
　　那什么是“党争”呢？
　　顾名思义，党争就是朝廷各级官员结成党派为争取政治利益互相攻击！而且与党争有关的一个名词是“朋党”，要知道，这个名词可是历代帝王相当忌讳的，“大臣结党可以亡国”，这既是他们从老祖宗那里继承来的祖训，也是他们有着切身体会、必须时刻牢记的“座右铭”，甚至有些皇帝为了消灭“朋党”还大开杀戒，相信看过《雍正王朝》的朋友都有这个深刻的体会。
　　但这一观点到了宋朝却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首先发生在大臣身上，最初的也是比较典型的当属欧阳修提出的“君子有党论”，即“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也就是说“朋党”只会发生在品位比较高的君子身上，由于欧阳修学者兼高官的双重身份，立刻引来一片附会之声，司马光、苏轼、秦观等人纷纷撰文表示支持，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曾铺天盖地的展开过大讨论，毕竟这是个新奇事物嘛，何况中国历来不乏围观喝彩之人，至多咋呼两声！
　　而这个180度的大转弯恰好被宋神宗赶上了！其实“朋党论”在之前他父亲英宗在位时已经有所抬头了，让英宗很是头疼了一阵子，不过英宗命短，在位五年便再将这个浑身是刺的皮球踢到了神宗手里，不过神宗还算比较冷静，他没有将这个刺球扔之夭夭，而是冷静的接在了手里——当然还要忍着剧痛，“朋党论”的兴起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不要认为他是可以被舆论左右的个软柿子，要在当时消灭“朋党论”对于这样一个一手遮天的“一把手”来说易如反掌，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了新的想法。
　　各朋党之间可以相互抑制，此消彼亡，说不定还能起到稳定政权的作用，并且，大宋国的中流砥柱大都是文人出身，这些弱不禁风“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们对皇权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而且这些“一根筋”们不是每天还疾呼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者乐而乐”吗？他们最多也就是发发牢骚的本事！
　　这就是宋神宗当时的想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能当领导，而有些人只能被领导的原因了！
　　所以“朋党论”提出后，宋神宗便争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们愿意和谁好就和谁好，愿意和谁翻脸就和谁翻脸，只要你们别盯着我手里这个刻着“大宋国”的玉玺垂涎就行了！
　　可看起来宋神宗的作法是很有道理的，但事实是，正是他的这一争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今后大宋的动荡埋下了祸患，毕竟这些文人也不是好惹的，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似乎扯远了，我们再回来继续说我们的“党争”！
　　“朋党”公然与天下，“党争”便粉墨登场了！这我们还要从宋朝的两场变法说起。
　　庆历新政——不得不说得痛！
　　为了简单易看，二来节省时间，我将与“庆历新政”有关的几个要素制成一张明细表格。
　　时间：宋仁宗庆历年间。
　　发起人：当朝皇帝宋仁宗。
　　组织者：
　　组长：范仲淹（负责全面工作）
　　主要成员：富弼、韩琦、欧阳修等。
　　改革目标：改革行政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即“精兵简政”。
　　改革中心：整顿吏治。
　　具体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计十余条（比较抽象，你可以跳过！）。
　　改革过程：比较复杂，与中心无关，略。
　　改革结果：尴尬失败。
　　具体原因：
　　可以说，具体原因不是三两句话所能概括的，那我就先交代两个数字。
　　1、90%：本次改革和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生成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90%以上都得丢官，一动百枝摇，你说这个大手术好做吗？
　　2、100%：但是，范仲淹要给北宋作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薪俸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100%的士大夫阶层，这可是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呀！
　　所以改革开始不久，便招来全国上下一片“下课”之声，按说这本是好事，别人怎么说还撂可后，“老大”（宋仁宗）你总得挺住吧，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他也不干了，的确，“你改革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富国强兵倒不错，但是，如果以牺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我当然不能答应了！”所以就在一夜之后，大清早皇帝打了个呵欠突然说：“我不改了！”你不干瞪眼吗？
　　总之，改革失败了，而且败得很尴尬！
　　就是在这场改革之后，朋党之争骤然兴起，因为利益受到危害，很多人便蠢蠢欲动了，宰相吕夷简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皇帝的面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此“朋党”一出，众人汗颜呀！这可把范仲淹气坏了，“好心当了驴肝肺”，当时申请罢官，其实哪里还用你申请呀？皇帝早就拟好了将你贬职发配的懿旨了。
　　就这样，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彻底的偃旗息鼓了，连点响声都没留！悲哉！
　　王安石变法——一次“死”得最惨的变法
　　时间：宋神宗熙宁年间
　　发起人：当朝皇帝宋神宗。
　　组织者：
　　组长：王安石（负责全面工作）
　　主要成员：吕惠卿、曾布等，其余成员均现场提拔。
　　改革目标：缓和阶级矛盾，最大可能的消除贫富差距，裁减官僚机构，精兵简政等。
　　改革中心：很多。
　　具体措施：很多，但可归结为两点：理财和整军。
　　改革过程：比较复杂，与中心无关，略。
　　改革结果：惨败。
　　失败的具体原因：（总结几点）
　　1、与王安石变法相比，庆历新政只是立足于原有制度上的小修小补的小手术，以宋朝的现状来看，这种小打小闹的小手术都做不来，何况要彻底的脱胎换骨？
　　2、变法触犯到了大地主和官僚阶级的利益，让他们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钱财来支援国家的财政这有可能吗？
　　3、急于求成和用人不当，因为大部分身居要职的官吏都反对，王安石只得现场提拔拥护者参与进来，你想，不经过任何考核手续的干部能信得过吗？
　　就是这样，王安石变法之后，朋党之争更加惨烈了，皇帝的肱骨大臣们旗帜鲜明地分成了两派——保守派和变法派，开始了针锋相对、不屈不挠、不择手段的争斗，直至发展到最后相互倾轧、相互迫害，原来的热血心肠都变成了冷血动物，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昔日的好友变成了敌手，然后在眼睁睁的看着他在自己面前倒下去吐血身亡而眼都不眨一下……
　　真是一个字——惨！
　　下面附上两派成员名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
　　变法派：
　　组长：王安石
　　主要成员：吕惠卿、曾布、蔡京（宋“六贼”之首）等。
　　守旧派：
　　组长：司马光
　　主要成员：文彦博、苏轼、苏辙、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秦观等共309（见宋徽宗的《元佑党籍碑》），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不知名的劳苦大众。
　　“党争”中的牛人——苏轼
　　李格非在“元佑党”里最好的排名是“6”，而且是在后期，所以上面暂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但看到这里，你就应该知道李格非的处境了吧？
　　其实已李格非比较内敛的个性来看，在当时他是不适合这种你死我亡的不计情面的争斗的，如果让他自己选择的话，他一定会做一个温和的“中间派”，说他两面派也好，墙头草也行，总之他是不会轻易的为了自己的立场伤害别人，但问题是，他已经拜了苏轼的门下，他已经没得选择了，他只能是“守旧派”这根草绳上一直不太起眼的蚂蚱，无奈得随着众人在党争的大浪里随之飘荡，迎接风雨！所以说他最初拜倒在苏门是一种错误也未尝不可！
　　不过对于李格非本人来讲，他似乎并没有为此而懊悔不已甚至悔恨终生，尽管有时候确实很无奈！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将大名鼎鼎的“苏轼”拉出来说说。
　　在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党争中，说苏轼是“牛人”一点也不为过。有人说苏轼是个只会高唱“大江东去”的粗人，但从他在这场党争中的表现来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无道理的。
　　当然，这还得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不论最终成与否，王安石变法的本意绝对是好的，但一开始他便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急于求成和用人不当，其实这也是很好理解的，有了“庆历新政”的教训，很多人都产生了“在不变中求生存”的思想惰性，所以变法一开始反对之声便犹如铺天盖地的鹅毛从天而降，大地一片苍茫，甚至变法的最初倡导者和坚决拥护者宋神宗也一下懵了，何况王安石？就在这时候王安石身上致命的文人弱点便表现出来了，你们越说我不行我越得证明我行，我现在是老大，我说行就行，不行也行，“一根筋”嘛！所以新法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
　　可你别忘了，你“一根筋”视死如归的走在前面，后面有多少“一根筋”在拖你的后腿呀？首先司马光站出来反对，接着是苏轼兄弟，甚至包括王安石的亲兄弟，这些人无论在政界还是文坛可都是泰斗中的泰斗级人物，足见王安石当时的处境有多孤立！
　　这时候王安石的“用人不当”的致命弱点便表现出来了，没有追随者，他只有从地方官吏中选拔，所以一些乡间聚敛小人蜂拥而至，最典型的就是被他提拔重用后、权倾当朝、成了后来导致宋朝灭亡的“六贼之首”的蔡京，他原本是个小小的地方官，因拥护新法被王安石“慧眼”识中，结果一路飙升，三下五除二便来到皇帝身边，摇身一变成了“高官”。
　　对此，苏轼曾轻蔑的当面指责蔡为“聚敛小人”，为此两人留下过结，招之其的打击报复，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现在提到的是一个蔡京，但要知道，在当时会有多少个形态各异的“蔡京”出现，以致最后“变法派”的成员几乎全部出现在《宋史》的奸臣传和臣传里。
　　当然，这个时候苏轼还只是在“保守派老大”司马光身边充当的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偶尔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力度也不大，赚个吆喝而已，只是后来由于神宗过于袒护王安石，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司马光借年事已高为由请辞，退居洛阳，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才将他彻底的由党争的后台人物推到了最前沿，成了反对变法的中流砥柱。
　　这个才高八斗、恃才傲物的苏东坡不比司马光省心，可以说让王安石和宋神宗伤透了脑筋，毕竟当时王安石“背靠大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他自己的一句诗可算得上他当时最恰当的写照：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可见是何等的自负与狂妄！小小的苏轼算得了什么？
　　可你想想苏东坡是什么人？他可是有着“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胸襟之人，眼里可揉不进一粒沙子，他几次向神宗皇帝上言，极论新法的弊端，苏轼的这些极端言论和做法自然引起王安石的不满，甚至弄得宋神宗心里老疙疙瘩瘩的，王安石通过亲信网罗罪状，上书弹劾苏轼。渐渐的，在这场争斗中苏轼渐渐处于下风，大有“大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苏轼感到在都城的日子不好过，就上书请求到外地做官。
　　可你想想，此时正值党争的浪尖上，你“跑了和尚，跑得了庙”吗？于是，一场更大、更无情的暴风雨终于在突然之间从天而降，将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苏东坡浇了个透心凉！这便是宋朝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苏东坡人生的分水岭
　　首先，乌台诗案是一起典型的文字狱！什么是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与文字有关的官司，很显然，这种倒霉事只会发生在文人身上，而“乌台诗案”对于苏轼来讲可不单单用“倒霉”二字所能概括了，这次风波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而且，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性格、人生观、价值观等诸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足见对其影响之深。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很多山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
　　大致经过是：苏轼公然法对变法到了如入无人之境的地步，甚至连宋神宗都放不到眼里了，这势必引起宋神宗的不满，要知道，在封建王朝，你要是连代表最高权力的皇帝都视若无物，那你一定是活得不耐烦了，况且，苏东坡当时还是文坛的领军人物，任由他充斥着不满言论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当然，无凭无据的就把他抓起来也是讲不过去的，也该着苏轼命里该有这一劫，正当皇帝想那他法办苦于没有证据的时候，他自己送上门来了。
　　再说了，文字狱吗？一定是与诗文有关。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就是这么两句话，这是在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时他作《湖州谢上表》里的两句话，其实也只是例行公事的话，不外乎就是谦虚一下，然后说说皇恩浩荡，类似于今天的某些无关紧要的述职报告，然而问题就出在他最后竟然鬼使神差的发了这么两句牢骚，其中有两个词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
　　一是“生事”，这是司马光发明的一个词，一次他给王安石的信中用上这个词来代指“变法”，于是“生事”就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于是这句话便被人别有用心的传到宋神宗耳朵里，并添油加醋的解释了一番，本来宋神宗对苏轼的怒气就箭在弦上，那你说他还有好果子吃吗？
　　于是对苏轼的迫害从此开始，其实宋神宗对苏轼还是有怜悯之心的，他还曾经说出过很崇拜他的话来，但事实是，下达政令和执行政令的人往往中间夹杂着一扇不透风的墙，要不是宋朝自古以来有不杀士大夫的规定，苏东坡早就一命呜呼了，最多宋神宗那里的各“暴病身亡”的假报告的了！
　　那我们就不会有“大江东去浪淘尽”这一集豪迈、风流、壮志于一身的千古名句了（这句诗苏东坡作于后期），据说现在苏东坡的老婆为了减少他所受的迫害还情急之下焚烧了他的不少尚未公布于世的手稿呢！
　　唉！“党争”竟然到了如此惨烈的地步，呜呼悲哉！
　　“乌台诗案”是一场标准的因文人而起且针对文人的“文字狱”，同以往的文字狱案一样，也是一场朝廷迫害文人的庭狱，其对苏轼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尽管此时苏轼已是人格成熟的成人，但此次文字狱案之后，苏轼的性格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说是他“人生的分水岭”一点也不过分。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最根本变化就是由乐观变为了悲观，积极变为了消极！
　　可以说，自诗案发生以后，苏轼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在押往汴京的途中，他曾想跃入江中自尽；入狱后，他将许多青金丹埋在土内，准备一旦得知自己将被处死，就先行自杀；苏轼与儿子约好，每天往狱中送饭，都要有菜和肉，如果听到自己将被判死刑，就撤掉菜和肉，改送鱼，他儿子每日给他送去肉菜。有一天家里粮食不多了，他儿子去郊外买粮，托亲戚代为送饭菜，但忘了关照不要送鱼，亲戚正巧送了鱼。苏轼看到鱼，以为这回完了。就写了两首绝命诗，嘱咐狱吏转送其弟苏辙。这样所为对于一向开朗豁达、视名利生死为无物的苏轼来说可是前无仅有的。
　　“乌台诗案”最终在宣仁皇后的力挺下结束了，苏轼出狱时，狱吏把藏着的绝命诗还给他，回家后看着当时自己的绝笔，苏轼感慨万分，热泪纵横。可时日一长，又为狱中好诗而得意了，忍不住作诗道：“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可转念一想，不由心有余悸，骂自己道：“真是文人劣根性难改。”可以看出苏轼在大彻大悟的同时胆量也小多了，以往所常见的“庙堂之上雄辩天下”的壮丽场面只能随着“大江东去浪淘尽”了！
　　除此之外，以后发生的一件事也能看出苏轼的这种变化。神宗死后，宣仁太后废止了新法，保守派再度得势。之后变法派的主将蔡确被贬至安州（今湖北安陆），郁闷中他也写了一些发牢骚的诗，不久为人告发。保守派群起而攻之，要借此好好整整对立派，苏轼是过来人，密请停止追究蔡确，但反变法派报复心切，听不进他的话，终于使蔡确得到了类似苏轼的经历，苏轼也被排挤。党争愈演愈烈，直吵到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