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课上，我站起来与老师争辩：“老师，您设计的这种方法根本不对……”其实这个实验设计，我课下想了很久，发现老师用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方法，举个例子，从A地到B地有三种方法，水路可以坐船，旱路可以坐火车，空运可以坐飞机，老师给我们组买了船票，同时绘制了一幅地铁图。既然老师买的是船票，当然我们要坐船去那里，实验报告只能写行船沿途风光，不可能知道铁路都钻什么隧道。昨天我交实验报告时就写了一大篇修改实验设计的意见和建议，不知为什么老师仿佛没看见，在课堂上依然用这种有毛病的设计来讲解和提问，我当然坐不住了。
“那这个图应该怎么办？”老师闪烁其词地问我。
其实我只要再说一遍：照您设计的方法，完全可以不用这个图；如果一定要用上这个图，根本不能采取这种设计方法。就完全阐述嫣张我的观点了。谁知旁边的张嫣一下站起来拽着我的衣袖拉我坐下了，说：“尽钻牛角尖！”然后拿起书本煞有介事地去问老师问题了。知道张嫣是给我找台阶，弄得我一点心情也没有了。
试验结束后，我在水龙头上冲干净手，随手拿起试验架上的课本，因为手很湿，我只轻轻用几个手指头托住，很随便地四下里望了一下，目光刚好遇上张嫣。不想他伸手接过我的书本回了班级。忽然一股暖流涌过心房，我禁不住想其实张嫣这个多年的老友对我还是非常的了解，我的弱点，他往往一下就切中要害。只是他没读懂我对他的感情。想想他的温柔体贴焐暖了我少女的情怀，却不是成熟了的我的终身依靠，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在附属医院实习时，不同专业的学生待遇是不同的：临床专业的老师都爱带，预防专业的学生老师都不爱理睬，大概是想将来也许都不搞临床专业就不用太费心了吧。
我们临床半年实习第一站是去神经内科，其实我们根本就没学过《神经学》科目，只是粗略学习过《内科学》。带我们的老师是神经内科的副主任，我们第一天实习正好是星期一，恰逢主任查房，刚到科里还没顾上喘口气，就呼啦啦随着一大帮人跟主任去了病房。后来在医院待的时间长了才发现：其实医院等级森严，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潜规则中就是如此，查房时更是典型代表，走在最前面的往往是主任，后面依次跟着副主任、主治大夫、见习生、进修生、实习生……，而且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严肃，容不得半点马虎。
我跟主任进了病房，站在1号病床前，床上躺着一个不大的男孩，一双眼睛深深陷了进去。“这是一个结脑病人。”主任说着一把掀开了病人的被子。只见白光一闪，我眼前一阵眩晕。原来该患者下身全裸，竟然连内裤也没穿，别看瘦得像个大孩子，腿上一点肉也没有，似乎还没我的胳膊粗，但生殖器官却并没萎缩，显然是成人了。主任说他二十三了。我站的方向恰好是该患者的正下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男人的裸身，而且是活人，以往上解剖实验课时也是学什么看什么，基本都是零零碎碎的肢体标本，从没如此完整过。我很后悔自己站的位置，想躲闪都没地方，况且身边还有夏卓等我们班的两个男生。想闭上眼睛，学古人非礼勿视，也觉得就是个自欺欺人。人说人有三不背：一不背父母，二不背医生，三不背爱人。我好赖站在这也算是个大夫，看主任等不也是女人嘛都无所谓的样子，高声嚷嚷着问病史，就咬着牙硬挺着。病床上的男人似乎对主任这种唐突的做法也有想法，目光里不是患者面对医生时的那种渴望的、求助的，而是充满了挑战的意味，好像在说，谁惧谁？说实话，结脑病人并不是痴呆，即使是具尸体，他也应该享有自己的尊严，主任是查房，并没查体，大可不必让他如此全裸，供我们十几个人如此“观光”。
在医院实习的第三个月去了外科。一天有个大手术，主刀大夫找临床实习学生，不知那天临床学生都干什么去了，一个也没找见，看见我在就喊我去帮助拉拉钩。
在一助的指导下，我洗好手穿好手术衣、无菌衣，总之非常繁琐的过程。我觉得最能体现西医技术的应该是外科，内科类的似乎都泛泛，不好也不赖，有些像中庸之道……。
手术开始了，让我帮助拉拉钩，可我的海拔实在太低了，脚下垫了两块木台，视线才与患者平齐。患者腹腔被打开后，腔内热气一上来，眼镜上全是雾，更看不好了，拉钩就拉不准了，主刀很生气，对我急投白脸：怎么搞的，拉拉钩还不会吗？怎么拉的？我无法争辩说因为我看不嫣，就尽量伸长脖子，拔直腰板……手术成了腹胸大探查，从上午九点一直做到下午三点半才结束。除去准备时间，我在手术台上站了将近六个小时，六个多小时滴水未进，最主要是太紧张，身体精神心里都太紧张，走出手术室才发现自己嗓子都哑得说不出话了。那是我终于知道外科医生多么不容易。他们不但要有宏梁好的心理素质、专业素质，胆大心细、果敢坚毅、敏锐的思维、娴熟的人体结构知识、灵巧的手法，不，远不止这些，他必须具备宏梁好的身体素质。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大多数外科大夫都是男人而不是女人。
元旦慢慢临近，我的心也时常猛然狠跳几下，我的四级考前综合症又犯了。这是我大学期间最后一次考四级了，如果再不过，学位证就会对我拜拜了。我拼了命似的学英语，抽屉里塞满了英语复习资料：英语阅读理解、英语四级词汇手册、英语词典、英语四级综合练习等等。我辞退了所有的家教，乖乖地早来晚走地上自习，不知不觉成了班级里常驻大使，恢复了我原是一个好学生的英雄本色。练习薄上不时有一个算式出现，总是在55-61分之间徘徊，这是我按照考试的时间和要求做模拟试题时给自己打的分。这分数搞得我像得了疟疾，忽冷忽热的。阅读理解和完形填空再怎么我也不可能得全分，我知道我的潜力挖的差不多了，听力部分总共15分，而我最多只能得5分，平常只得3分，作文部分也不是短时间能提高得了的。所以说我只能靠运气，运气好点，我听力多得3分，基本上就可以过关了。我的心中充满矛盾。
元旦到来，校广播征集元旦祝词，班干部公布完消息后，很多人都一试宝刀，抒发点感慨，班级里文笔棒的几个人，似乎以东部区为主，西部区两个人还能说得过去，称不上好。我也忽然想写两句——十二月，祥和的风缓缓地吹着，送来新年无限的祝福——不知什么时候，张嫣和夏卓坐到我旁边的座位上，很兴致地聊起来，声音很大，干扰了我的思绪。我就转过头去看他们，张嫣看我瞅他们就沙哑着声音吟道：“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点点滴滴恩惠化溪流……”
“你怎么不构思一篇，捣什么乱呀？”我想他还有闲情在这吟咏毛主席诗词就打断了他的话。
“你来灵感了？”张嫣闷闷地问。
“你为什么不写，你的灵感呢？”记得张嫣也很喜欢写作，有时写的短文还很有趣的，就想善意地提醒他。
“我的灵感早死了！”张嫣不知怎么忽然蹦出这么一句话，无限感伤的样子。
我哑然了，想不明白张嫣既有漂亮女朋友在等待，天天风风火火地学习卡耐基不断奋斗着，理应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才对，为何会表现出一副不得志的样子？打断的思路接不上了，我也没心情写下去了，就搁了笔。转身复习英语了。唯有做英语题时，让我全身心投入，在这种强大压力推动下，我的精神才会全神贯注，才会孤注一掷、破釜沉舟。才会找到一种新的平衡，不为外界无所干扰。
过了两天，系里要举办大型联谊节目，请方圆做女主持之一，方圆说没有开场白，就求宿舍人帮她都写一份，自己也趴在床上，吭吭哧哧构思。
下晚自习回来后，大家洗漱要休息了，听方圆说：“嗯，明天就要用稿子了，还是没拿出来，真让人着急，怎么越想写越写不出来了呢。
“大家不都帮忙写了吗？”我才知她还在为此事犯愁就问。
“嗯，我看了，不太适合，也不唯美。对，竹姑，你写一篇给我呗。”
“好，那我就试试吧。”
我想起上两天搁笔的稿子，就和衣倒在床上，戴上耳机，两耳不闻床外事接着写起来。这次我的思绪酝酿得非常迅速，大有黄河之水滔滔一泻千里之势，十分钟，我起身将稿子交给方圆：“你看可以吗，行你就用。”
十二月祥和的风，缓缓地吹着，送来新年无限的祝福，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们欢声笑语，热情洋溢。畅想人生的歌，奏鸣未来的曲。人道是：青春宝贵情缘难觅。同窗数载友情几许？美好宏梁宵共享真情无价；绵绵细语难叙心中点点滴滴。健康快乐我们同呼吸；吉祥幸福我们共沐浴。但愿美丽常相随祝愿真情永相依！
方圆饱含感情地读完，说：“嗯，好，就它了！”
因为我不是学生会干事，也不是预备党员，没被邀请参加系里的文艺节目，不知方圆表现的怎么样。第二天，上实验课，我和方圆刚刚走去教室，还没坐好，何泽和张嫣就说：方圆，你文笔真棒，写的真好！
方圆微微一笑，作出承蒙夸奖的姿态，大大方方说声谢谢，连瞅都没瞅坐在其身旁的我。我感到莫以言状的悲愤，我为其做嫁衣，她竟然当着我的面连真实情况都不肯说。原来人可以像方圆一样，拈来漂亮羽毛装扮自己，可笑自己受传统思想熏陶的太严重了，做人要谦虚，做人要真诚，做人要踏实，真金不怕火炼，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全都是骗人的鬼话！在如此喧闹的社会，人人都在张扬自我，谁会静下心来听你和风细雨？
在极其复杂的心情下，终于迎来考四级日子。走进教室，眼镜上都是霜，我正要找自己的座位，就听张嫣在里面大声喊：“辛竹姑，在这！”一副咋咋呼呼的样。
我的学号和张嫣挨着，每每考四级都要挨着他。走过去坐下，发现张嫣今天脖子上围了一条新围巾，淡灰色，毛线的。教室不是很冷，张嫣就那么围着，竟然舍不得摘下来，一定是季然给他新织的！我忽然觉得心里很乱，无法入定。开始考试了，首先就是听力。听力都放完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因为我一直在用理智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反反复复产生放下笔、冲出教室的想法实现。
六
我们毕业的课题是：老人生活质量调查。本科班专科班共一百余人分成六个组深入农村、社区搞调查。
我们去的地方是全国闻名的贫困乡，去的时候正是四月份，应该是春耕前夕，在家乡农村，此时都动作起来，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嘛。当我们到那一看，大大出乎意料，空旷的原野，看不见生命，没作物生长，也没有人侍弄的土地的越发显露出贫瘠的本质，沙化很严重。村庄稀疏散落在各个方向，愈发显得没有生机。
我们住在乡所在地一家小招待所，五个男生一个屋，五个女生住一个屋。吃完早饭，我们就出发，去我们的目的地，各村距乡政府都不太远，十里左右。没有交通工具都是土路，只好徒步。
去的第一个村时，我和俞新、夏卓等一组。家家都是土墙土房，街上也不容易见着什么人走动，好不容易看见朝南的一个墙旮旯处围着几个人，就赶紧过去打听，大叔，我们打听一下，这村谁家有六十多岁的老人呀？其中的一位就说了：有，有，你们是干啥的？我们说明来意。他给我们指点，那边第二家，他家就有老人。我们顺着他指点的方向找过去。敲门有回音，推门进去。屋子很矮，屋里似乎到处都是黑的，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屋发亮，当眼睛慢慢适应光线后，我们发现裸露的墙面因为年久烟熏使它看上去更黑了，除了简吴的几个黑色木箱，几乎没什么家具，炊具黑乎乎地散落在墙角。炕上没有炕席，只铺了两个狗皮褥子，一堆破破烂烂的被子之类的东西堆在上面，看不嫣是有人还是捂得什么，其余的地方露着黑土。有两个男人坐在土炕边唠嗑。
我们问大岁数的：“大爷，今年多大岁数啦？”
“六十三。”
“大爷，你叫什么名字？”
“张银峰。”
“家里几口人？”
“三口。”
“大娘叫什么名字？”
“王玉兰。”
“家里还什么人？”
“一个孩子。”
“孩子多大了？”
“十五岁。”
“大娘多大年纪？
“八十三。”
“家里年收入多少？”
“收入，哪有收入啊？你们看看这家的样子！种点地将能混个口粮。”
问卷上收入一项都是量化标准，也没有无收入啊，只好填最低标准了……他的这份调查问卷勉强做完了。因为好奇就问了几句题外话“你和大娘相差二十岁？”
“啊？”
“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
“结婚？”他仿佛很茫然。
旁边那个年轻的搭了腔：“他没结过婚！”
“孩子——”我们很不解地问。
“孩子是他抱养的。”这位显然明白我们发懵了，就接着说：“王玉兰不是他的老伴，是他老娘，瘫在炕上多年了，指着破棉絮堆，那不是嘛。他都这么个岁数了，就抱养了一个孩子准备将来养老……”
我才明白我们误会了。这里不能用正常的思维模式去想人口问题。
我们先后走了十四个村子，进了二百三十户人家，只见过一家有一个十四英寸的小彩电，一家有一个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而且这两家一个是村长，另一户的儿子据说在城里上班，当什么什么官。至于没有炕席、没有家具……比比皆是，有的人家仅有两间破土屋，能遮风避雨就不错了，这哪能称之为家啊！
我才知道：原来课本上说的已经迈入小康水平的我们的伟大祖国竟有这么贫穷的农村，还有这么多温饱都没解决的农民。以前我只知道自己家里很贫穷——大人有病，孩子多，自然灾害等等因素造成的。村里也有两户比我们还穷的人家，也多是因为懒惰，身体有病等因素。这里却让我大开眼界，整个村子是那么穷，那么多光棍。于是我的心情时而郁闷时而兴奋。郁闷的是因为看到他们的生活那么糟糕，谈何质量；兴奋的是，我们的生活和他们比，真是太幸福了。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
搞调查问卷的时候，女生态度比较严谨，能认真地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走访，填写。男生则很懒，尤其专科班的男生，常以欺骗人的方式做完这看起来似乎非常科学的问卷。就在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完成一份调查问卷返回的时候，见三两个男生卧在村边一个向阳的大沙坑边，已经默不作声地填完五份调查问卷。我们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问完了。“谁像你们瞎认真，随便填上张三李四王五，谁知道！”原来如此！
发生在调查过程中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插曲。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傍晚，基本结束了工作的我们往回返，就在村口碰见了一个看样子岁数较大的人，由于连续几天的训练，我们职业习惯上前搭讪，当得知，他确定是我们调查的目标人群时很兴奋，就打算完成这份问卷。老人说回家，我和方圆就跟着进了屋。问卷进行中，我们才知道，老人没老伴了，领着四个儿子过呢，大儿子39，小儿子31了，都是光棍。怪不得家这么乱呢，同时感觉方圆正在用手碰我，手在轻微发抖。我也忽然意识到屋里氛围不对，放眼打量一下屋里，我也紧张起来了：屋里没一个女人，他的四个儿子，先前没发现，现在也都在屋里，其中一个，跛着一条腿，曲着一条胳膊，笑嘻嘻向我们靠过来，那笑令人生厌，再看其余几个，也面带恶意。看方圆给我递一个“快撤”的信号，我就说：“我们的问卷问完了，我们班男同学在门口等着我们呢，我们走了。”那个向我们走来的小子似乎没有停住的意思。
正在这时，听见门外喊：“方圆，辛竹姑，你们快点！”
“我们来啦！”我俩异口同声地回答。
原来他们在外面等了一会见我们不出来，就返回来催了，谢天谢地！如果不是夏卓和另一个男同学及时赶到，我们真一时半会脱不了身，吓出了一身冷汗。
回校后，夏卓还时常拿此事调侃我和方圆一番。
夏卓也是近视眼，却不肯戴眼镜，他要是见到老人，无论男女，很快就黏上，一口一声大爷大娘，叫得非常亲热，因此本来很懒散的他问卷答得非常快。一天下午阴天，刚进村子，夏卓见村口一个黑乎乎、弯腰驼背的，就大喊一声“大爷”边向跟前疾驰，唯恐一个目标漏掉，更怕别人抢走他的这份问卷名额。快到跟前一看，是头毛驴。“指驴叫爷”事件成为我们组一条爆炸新闻。
或许是长时间精神比较紧张，每天的工作量还大，特别是女同学，一个村一个村的走访，一天下来，腿疼脚肿，晚上去食堂吃饭时，已经没精神了。一天又这样，女同学嚷着不去了，带队的老师就派男同学来喊，说等着我们呢。于是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去吃订饭——所谓订饭，就是在一个食堂统一规定做好的饭，吃啥都吃啥。由于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饮食习惯差别很大，往往是东部区的同学吃不惯西部区的蓖麻油滋味，西部同学看不惯东部区同学的蘸酱菜。老师就跟食堂师傅说：众口难调就不调了，你看照做吧，每人都一样，男生女生从食量上找找就行了。为节省时间，在规定好的时间开饭，我们统一步调。几天下来，女生都背地说还不如此吃自带的零食。我每天都去，因为我压根没带吃的！农村生活对我而言，很熟悉，我很快就适应了，像个主人教她们怎样使用那些她们没见过的东西。那些来自城镇的女孩子，炉子都不会点，要慢慢适应，仿佛客场作战一般。
见到我们，老师就问：“怎么，女同学吃饭都不感兴趣了？”有的女同学说不饿，有的女同学说正在洗脸，一个女同学说不知为什么前臂很疼，觉得拿笔有些费劲。当问到俞新，她说：“路走多了，前腿疼——”边说边指着自己的小腿。大家都哄笑起来，她才意识到自己说走嘴了。“前腿事件”是我们组又一大爆炸新闻，闲来无聊时，大家就拽出此则笑话解解闷。
偶尔天气好时，我们三五结队走在路上，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说着笑话，看着贫穷的土地上格外蔚蓝的天空，有想高歌一曲的冲动。
最难忘的是调查快结束那天，连续跑了十五六天，每个人都被风吹得黝黑。长期的农村生活，把城里长大的姑娘变得和我们一样，分不嫣本底了。
春天大步流星要过去了，这个边陲小镇才感受到她的魅力。白天下了一天小雨，将我们住的小店红红的砖冲洗得格外明亮，院中那两棵树也脱去铅灰色的外衣，忽然变得青翠了。大概是要走了，我忽然对它留恋起来，觉得它很干净整齐。
晚上，乡政府举办了送别宴会和舞会，说了一大堆感激和祝福的话。那时我们才想起，我们是来做调查的大学生，不是本地人，也不会留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虽然我们在这里留下那么多足迹，但我们不是这里的建设者。不知我们用心填写的调查问卷，被做成课题后，能否给这里那些可怜的老人带来福音？还是成为某位“专家”晋升职称的某个材料上几组数据？我们忽然有些留恋，并且有些自责了，为我们先前嫌弃它否认它的心情。
返回学院时，大家情绪很高，因为又见面了，小别胜新婚，这句话用在友情上也一样，叽叽喳喳，互相讨论着各自的心得体会，这个组怎样怎样，那个组发生什么什么，连蓝丽与我们话也多起来了。
在路上听他们吵吵英语四级成绩下来了，我就急切地打听，因为这是毕业前最后一次机会。祥子支支唔唔，躲躲闪闪，在我猛烈的追击下，然后知道：祥子过了，枫儿过了；我得到的却是一条晴天霹雳：我的英语四级没过！我没过，我竟然没过！这不仅仅是英语四级证的问题，因为它，学士学位证与我擦肩而去，我辛辛苦苦读几年大学，却因为英语四级而丢掉学位证，天理何在！我最怕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我最不愿发生的事发生了。我一下躺在床上，不管姿势多么难受，就当自己已经死掉了！还不如让自己死掉算了！学士学位证，如果说，当初，我不在乎，像果妍和蓝丽一样，得二十几分不计较，过不过无所谓，更别提刻苦学习了，我也无怨无悔，可问题是：我在乎过，我追求过，我奋斗过，曾经那么执着地奋斗过，可我依然失去了，因为0.5分之遥失去了！一分和二三十分到底有没有差距？有，体现在哪里？可事实是我们没有差距，因为我们都没有学士学位。没有差距啊！
我们舍，郑副上一次过了，汪明月和方圆早就过了，祥子和枫儿这次过的，没过的人有我、蓝丽和果妍。我没过，给果妍极大的鼓舞和热情：看，辛竹姑那么刻苦都没过，我们庆幸没学，没浪费精力。天，这话对我是一种讥讽，非常的讥讽！可我对谁去诉说？这股无名之火在我胸中窜来窜去。几天后，我发现我的心脏忽然承受不住了，心动过速，早搏，心跳变得乱七八糟的。一听别人谈论英语四级，我就怒不可遏。我甚至有一种想找学院领导理论的冲动，事实是我去了，去了两次，没见着学院最高领导，于是我给学院领导写了一封信，阐述了我们的委屈、不平。
一个星期后，学院领导做出最高指示：得学位证按英语四级成绩标准下调0.5分，和往届的平齐，每个本科班级都有一俩个受益者，我却被排除在外，还是因为0.5分的差别！
就这样，我没拿到学士学位证，就因为英语！我感到非常没面子，学院里没拿到学位证的同学，有的是因为考试作弊被抓，有的是因为做其他违规事情被处罚的，在人格上、在品德上，我都没犯错误，有时我想我还不如犯错误了：考四级时抄点，甚或找人代考——每个学院都或多或少发生这种事，那样，我的成级就不会少0.5分，我面子上也过得去了。可恨的是我却跟自己较劲，硬要自己学，自己考，连什么英语补习班都不报名，我真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