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海宁路25号,是一幢二层楼的西式房予,清水砖墙,大门口是两扇钢筋图案的铁门,以前是某官员的住宅,现在门口站着两个武装宪兵,成了一处特殊的监狱。
陈璧君、陈舜贞姊妹,还有陈公博的妻子李立庄,被囚于楼下。陈公博、梅思平、林柏生、李圣五等四个男犯囚于二楼。
这天吃过早饭,陈舜贞道:“大姊,蒋介石把我们关在这里,你看会如何结局?只不知民谊又关在什么地方?”
陈璧君道:“舜妹,你是第一次吃官司,无怪要想妹夫,我看这里不像监狱,估计是临时关押的,我们都是女流之辈,你姊夫和民谊及公博先生过去也都跟随过蒋介石,总不致于把我们枪毙。目前我惦念的是家中的文恂,她年纪轻,不知如何过日子?”
“是呀,要想起家来,哪里想得尽,我的文慧也不知情况如何,她们都是姑娘就家,年纪轻轻,家里没有大人,真不放心,怎么办?”陈舜贞顿时满脸愁容,唉声叹气。
其实,陈璧君想家是假,想那批藏在观音庵的财宝是真。陈舜贞倒是在想褚民谊,因为外面报纸上已沸沸扬扬,说是褚民谊又干出件惊人的事来……
原来,就在陈璧君千方百计要匿藏家中财宝之时,褚民谊却在忙着献宝。他上书蒋介石说,愿将自己秘藏多年的“宝物”献出来请求赎罪兔刑。蒋介石即交军统处理。军统第二处长叶翔之与沈醉去找褚,褚亲写一信,让他们去南京其亲戚家取宝,问是何物,褚却密而不宣,并叮嘱千万慎重办理。叶、沈十分惊异,星夜赶去索取,原来是密封在容器中的孙中山的肝脏!
孙先生当年因肝病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作了遗体保存手术,将孙先生的肝脏取出,交孙科等看后拿拿去火化。谁知二十年后,这肝脏竟又出现,这个大汉奸拿出来作为“赎身之宝”。褚民谊以为此举可保全他的性命,岂知国民党元老们对褚秘密窃藏孙中山肝脏的行为行为震怒,作出决议,要立即将褚处决。
陈璧君在苏州高院看守所女监关押了二个多月,这才使她真正尝到监狱的滋味。在此期间她的性情变得暴躁,时常要发脾气。一是想到前途凶多吉少,二是想到观音庵的财宝是否保得住,心里很不安。对法院当局准许她雇用服侍的一个女仆,竟然打骂不休。看守也制她不住。
这个女仆实在吃不消了,她向看守班长说:“这位汪夫人,还是官气十足,我虽是佣人,却是清白身份,为什么受她打骂?现在我不愿陪吃官司了,贪了几张钞票,有啥稀奇,何必受罪,出去做做小生意,也可以生活。”于是这个女仆就离开了监房,而陈璧君仍是吵闹不休。最后法院当局又为她雇用了一个广东老妈子来服侍,才渐渐地习惯下来。
1926年,蒋介石气走汪精卫,将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6项要职抓在手中。其后数年,汪精卫东山再起,出任行政院长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但已退而居其次。
陈璧君尽管贵为显赫的院长夫人和主席夫人,但较之昔日,总觉低人一肩,因此心下悻悻然。她另寻胜筹,为丈夫找补几许亮色。她开始居则富丽堂皇,穿则奇装异服,食则美味佳肴,热心社会慈善事业则只为猎取美名。宋美龄行事高调,夫人外交笑靥生春,陈璧君看不顺眼,妒意和敌意齐齐发作,免不了嗤之以鼻。于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政坛上掰腕子,陈璧君与宋美龄在后院中斗心气,两方面的戏份都很充足。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中央委员合影,汪精卫遇刺,但未伤及要害部位,逃过一劫。事后,国民党内部谩骂、质疑的声浪全部集中在了蒋介石身上。
“九一八”事变后,汪和蒋的关系就十分微妙,他们一度携手合作,共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显然很难维持。而且巧的是,合影时蒋介石借故没有参加,他的嫌疑最大。
第二天,陈璧君强行闯入蒋介石的办公室,严词厉色地质问道:“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面对陈璧君咄咄逼人的质问,不免难堪,但也不便发作,还得反过来安慰她。但陈璧君毫不买账。
性格即命运。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性格正好相反,一个是水,一个是火。汪才思敏捷,待人温和,可办起事来瞻前顾后,缺乏魄力,柔韧有余,刚猛不足。陈璧君却是炮仗脾气,快人快语,勇决智断。汪精卫在政治上遇到重大难题,总喜欢与夫人商量,陈璧君也乐此不疲。久而久之,陈璧君养成习惯,事无巨细均要插手过问,令汪精卫的左右苦不堪言。汪曾说:“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而且是老同盟会会员,许多事当然要听她的意见才能决定。”这就等于亲口承认了陈璧君是其主心骨。陈公博是汪精卫的死党,他的议论颇具说服力:“汪先生离开陈璧君干不了大事,但没有陈璧君,也坏不了大事。”汪精卫一生不赌不嫖不抽,看来并非惧内所致,而是敬内所致。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打算以空间换时间,先避战,后抗战。汪精卫则力主和谈,他认为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与其以卵击石,不如委曲求全。汪的妥协论调受到舆论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内倒汪的呼声迅速高涨,蒋介石是幕后推手。汪精卫深知蒋的厉害,强争必然大败,他一度心灰意冷,决定退党赋闲。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手下的那些小弟,尤其是陈璧君,决不会允许他金盘洗手,他们要为他找寻出路。
当年,日本军方野心勃勃,意欲玩小蛇吞大象的把戏,从中国腾出部分兵力征服南亚和东南亚各国,于是请汪精卫出马收拾中国沦陷区。汪精卫深知这一步迈出,就算踏上了不归路,他迟疑不定,徘徊难决。召集手下干将周佛海、梅思平商议对策时,一旁的陈璧君终于按捺不住了:“只要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1938年11月,梅思平受汪精卫指派与日方秘密达成协议,初步拟定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行动计划。对于协议内容,汪精卫斟酌再三,并不感觉屈辱,尚能接受。但他是堂堂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若与日寇合作,必定名节丧尽。汪精卫的内心受到日复一日的煎熬,并不像后人臆测那样,一开始就急不可耐地投日。
陈璧君只认一个死理:蒋介石一手遮天,汪精卫形同摆设,与其这样,还不如换个地盘,另起炉灶。她见丈夫举棋不定,便再次越俎代庖,话说得很难听:“难道当汉奸也要坐第二把交椅?谁不愿意走,只管留下好了,我是一定要走的!”陈璧君去意已决,一把火烧掉了《日华协议记录》,消除隐患。梅思平赴港之际,她在饯行酒会上发飙,逼汪精卫表态:“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可要打定主意,不能反悔!”逼上梁山的事情会发生,逼上贼船的事情也会发生。汪精卫视陈璧君为主心骨,她拍了板,他也就豁出去了。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投敌后,陈璧君终于餍足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权力欲望。她网罗亲信,安插私人,不仅在党政部门布下众多耳目,而且倚赖亲属为心腹爪牙。1939年8月,汪精卫召开“国民党六大”,陈璧君的两个弟弟和妹婿、侄子、干女婿以及家庭教师全部当选“中央委员”,而后更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的显要官员。陈璧君将汪伪政权视为“家族公司”,打理起来自然得心应手。
权势最能扭曲人、异化人,使廉者贪,使清者浊,使智者癫,使勇者顽。陈璧君把持权柄,气焰日益嚣张。汪精卫只能苦笑着自我解嘲:陈璧君到了更年期,这些都是正常的。有时汪精卫与来客深谈,刚过约定时间,陈璧君就会推门而入,大发出逐客令:“你们该让汪先生休息了,有话改天再谈。”有时汪精卫设宴待客,饮酒正酣,谈兴犹浓,陈璧君轻咳一下,或叫声“四哥”,汪精卫就会放下酒杯。在众人面前,他对“妻管严”从未流露过抵触情绪,许多人都佩服他好涵养。汪伪政权中的那些官员对陈璧君畏之如虎,即便被她辱骂,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还以颜色。
1943年,汪精卫枪伤复发,胸背及两肋疼痛难忍,沪上名医为之束手,只好送往日本动外科手术。然而旧弹头的铅毒已经渗入骨髓,虽削去2/3的脊骨,仍无济于事。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高烧后陷入昏迷,医药罔效,一命呜呼。
汪精卫撒手而去,陈璧君顿失凭依,她将一张写有“魂兮归来”字样的纸条黏附在丈夫的尸体上,对自己的前景头一遭感到了茫然。昔日宾客如云、走卒如蚁的汪公馆,如今门可罗雀,陈璧君眼看南京不是安身之地,便去坟前哭别汪精卫,前往广东投靠两位胞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