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三，二十三岁零三个月。
陈老三生于红灯教闹事的前二年五月初七日，据说他出世时正是他妈刚要上毛厕去的时候。
本年周遭二十六县皆大闹饥荒，据陈老三说来，第一个原因是种鸦片烟的地方太多。——种鸦片烟自然是获利的事，所以从前官府不准种，查出了就要拉去砍头的时候，许多人还要偷偷的种，何况近七八年来，不但官府准人种了，并且驻防的军队尚提倡着要人种：“你没有本钱买罂粟吗？我这里有，拿去用了，以后加十倍还我就是了。你害怕别人同你为难吗？更不要紧，我有队伍给你保镳，看哪个不要狗命的只管来！如此一来，谁不希图发财，一样的扒土卖气力，做正经庄稼哪里有种鸦片烟算得过帐。不料种了几年烟，才知并没有似妄想中的那等好处：第一，下种之时，便得出一次罚款；第二，栽插之时，又有所谓窝捐，便是照烟苗一窝一窝的出钱，一点也不容人含混的；第三，收烟之时，又有罚款；第四，运烟上市得交一笔保险费；第五，……第六，……此外还有若干出钱的机会。而且栽烟的多了，大家都想发财，以致烟价大跌，算来一年之中扒土卖气力通通是替别人变了牛了。那么，不再种烟就是了。却不行。地方官与驻防军官的告示贴出来了，大意说要种烟的赶快来交罚款，不种烟的也须按照罚款的例，征取一次懒捐。啊哟！这可一网打尽了，反对，反对，大家都起来反对！然而又是空费气力的事，何以言之？因为城里的绅士们早答应了，说军食要紧，这是不能不忍痛为之的；各的团总、甲长们也答应了，说我们有什么力量，敢与军队抵抗，况且各乡都缴了罚款，下了烟种了，若只是我们这一片地方独异，你们想罢……倒不如大家匀几亩田来种下，只要有几千块钱的罚款拿去挡住，那懒捐也就可以希望豁免，而大家到底也能捡几个本钱回来呀！这话原是对的，于是你也匀几亩去种烟，我也匀几亩去种烟，自然种烟的地方就比上几年来得更多了。”
第二个原因是天旱。陈老三说：“种鸦片烟把地方占去，弄得出的少，吃的多，不够，这可以说是大家自己造的孽。可是天干呢？三几个月不下雨……城里大老爷也算尽了心了：天天到城隍庙求雨，没影响；又请了四十八个和尚，四十八个道士，搭起高台念经求雨，也没影响，禁屠禁到四十天，大老爷吩咐把南门也关了，出入都走北门，又恭恭敬敬往灌县去请龙王，又贴着告示说他业已修表告天，甘愿把他自己来替代全县人民的罪孽，请上天把所有的处罚都降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可是仍然没有影响，后来听见说道尹大人也把自己当作祭品，剥洗得干干净净的，叫人把他抬到龙王庙，说愿意拿他的身体来赎这各县人民的什么过，到底还是没有影响……这自然是天老爷有意处罚我们，我们还敢说什么呢？不过我说句良心话，天老爷的意思是一半，人的做作也占一半，全县的收成固然不好，东搭西搭下来，到底也得了三成半，只因为大树坪彭旅长的家里，水田坳张团总的家里，城内陆翰林、何道尹……许多阔人家因为鸦片烟卖得好，便把钱来囤谷子，你几千担，我一万担，挺大的仓房封起，一直等到市上的米卖至一角钱一斤，他们还要等高价，勒着不卖……唉！大家把他们有什么办法？他们都是阔人呀！
是时，陈老三的职业，是大路旁边的加班匠。何谓加班匠？细述之不免稍稍要费点词语，可是也不得不费。
要是你们到我们这四塞之邦的四川来行走，我告诉你们罢，除了重庆以东的扬子江得有几百里的轮船可坐，在洪水天气，重庆至嘉定，重庆至合川也还有几百里，数十里的浅水轮船做你们的代步外，至于陆地上便什么都没有了：你们看惯坐惯的火车么？没有。汽车么？没有。马车么？没有。中国所独有的骡车么？也没有。那么，拿来做代步的是什么？说来你们别诧异，还是两个人或三个人抬一个人的轿子。假设不是你们自己的轿子和自己雇定的轿夫，那你们要走五十里的近路或五百里的远路时，都得到轿行去旋雇，而这旋雇来抬你们的轿夫，便不能称之为大班，而普通皆呼之为夫子，（好尊贵的名字啊！）夫子大抵是骨瘦如柴，鸦片烟瘾绝大的苦人，他们一天能够抬着八九十斤走八十里至一百二十里。但是，一连走上三天时，你们的夫子总不免有点疲倦，那他们总在走了数十里，吃过早饭或午饭后，必定要短雇一程的零班轿夫，替一替他们的气力。
这般零班轿夫大抵都是左近百十里内的乡人们，或者因为一时的农隙，出来找几文零碎钱用的，或也因为无职业可寻，而又难去故里，一样的卖气力，却不想漂流在他乡外县去当旱骡子（普通骂轿夫的名词），于是便群聚在沿大路的各乡场上，每见一乘轿子过来，必迎着夫子道：“弟兄，放加班么？”于是这般人的通称便叫作“抬加班的”，而夫子们嫌这名词累赘，遂把四个字减为三个字曰：加班匠。夫子是坐轿的人旋雇的轿夫，其工价按站计算，以现在行市说，大抵每名每八十里得付大洋一元至一元二三角不等；加班匠是夫子旋雇来替力的轿夫，其工价按里计算，以现在行市说，大抵每名每里得付小钱二十五文至三十五文不等（但你们须知现在四川的洋价，在重庆每洋一元换上五千文，在成都换上五千五百文），不过，加班匠向没有
一肩头抬上六十里而不回去的，其原因就在吃这项饭的苦朋友多了，逐程之间，隐隐都有一个地界，任凭气力再大，总没有自己吃饱了而不顾别人肚皮的；所谓中国的精神文明，大约只有从这些所在去探讨罢了。
陈老三本有一肩头蛮力，身材也高大，又不吃鸦片烟，所以这项职业倒颇不辜负他，有时竟找得到二千多文一天，他说比去当散工长年好多了。可是他家累甚重，所以天天挣来的钱全没有一个剩的，要是一天没生意，或生意不好，差不多一天就只好吃三顿小菜煮饭，而且还不敢吃饱。
中秋前后，米价越发高起来。首先闹饥荒，比乡下苦人们闹得还扎实的便是几千保国安民的驻防军队。师长旅长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说：“本师的火饷本来就有限，今当如此的荒年，米价飞涨三四倍，出入更自不敷，非请本县绅商设法救济不可。”于是一纸公文送给商会与县知事、征收局长，叫他们赶在三天之内共筹军饷三十万元，以免饥兵鼓噪，事出不测。陈老三说，究竟筹出了多少，他不大清楚，只风闻师长说还是不够，遂把几千弟兄分驻到各乡场中，下了个自由征发的命令叫大家各自去找吃的。
弟兄们何幸得了这个自由，自然他们就尽量的把这两个字发挥起来，第一个受了影响的便是陈老三。姑且不说时势大变，大路上加班生意一天难得找上两趟，纵然就抬得几百钱，也没处去买米；稍微藏有几斗米的人家，都被丘八大爷占领了，你敢问上门去买吗？藏米顶多的人家，又是顶有势力，还藉着丘八的保护一船一船运到别处去卖顶高的价钱，他能分点余沥来示惠于本境的人吗？所以到八月二十三这一天，他看见形势不佳，心想蹲在家里，只有饿死的一条路，倒不如出去闯去。再一看身边的一个老娘和两个半成人的妹妹，都饿得神魂不定的，寻思：“到底顾不得她们了……就把我饿死，她们也没有一点好处……不如悄悄溜他娘的，免得大家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