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开始抓脑袋，并且暗示他觉得风向又变了。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有一点倒说明他对我怀有温情：不管他抓脑袋也好，来回走也好，或者又抓脑袋又来回走也好，可他一看到我的脸，他自己的脸就一定会恢复原来那种亲切的表情，而且一定会把手放到口袋里，伸直双腿，显出舒舒服服的样子。
“也许，最好还是先问问理查德先生。他自己打算干什么。”
“说得对，”他答道。“我也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凭着你的口才和心平气和的态度，多跟他和婀达谈谈，看看你们大家有些什么想法。小老太太，我们相信，凭你的本事，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
想到自己肩负这样一个重任，并且知道了这样多的事情，我就感到非常不安。我根本没打算要这样做；我原来的意思是认为他应当亲自去跟理查德谈一谈。可是，当然，我回答的时候只是说，我要尽力去做。虽然我担心(我真的觉得有必要再说一次)，他把我看得太高明了，而我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的监护人听了只是笑了一声，笑声之悦耳，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
“就这么说吧!”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把椅子推到后边……我想，我们可以离开‘牢骚室’一天了!最后还有一句话。埃丝特，亲爱的，你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吗?”
他非常注意地看着我，因此我也就非常注意地看着他，我觉得我是了解他的。
“先生，关于我自己的事情吗?”我说。
“是的。”
“监护人，”我一边说，一边壮着胆，把我那只忽然凉起来的手放在他手里，“我没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完全相信，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应当知道，或是必须知道的，我用不着问你，你也会告诉我。我要不是百分之百地依赖你，相信你，那我的心肠就未免太硬了。我没有什么事情要问你，什么事情都没有。”
他拉起我的手，让我挽着他的胳臂，我们就走出去找婀达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和他坦然相处，毫不拘束，我感到心满意足，不想多知道点什么，同时也很快乐。
我们刚到荒凉山庄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忙忙碌碌，因为我们必须跟附近许多认识贾迪斯先生的人见见面。在我和婀达看来，每一个想利用别人的钱来干什么事情的人都认识他。有一天早上，当我们在“牢骚室”里，开始替他整理信件，并替他写回信的时候，我们惊奇地发现，差不多所有和他通讯的人，似乎都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生活目标：一切都是为了筹款和投资而成立委员会。在这方面，女士们是和绅士们同样热切的；说实在的，我想她们甚至还要更热切一些。她们以最热烈的态度投身到委员会里去，以极高的热情收集捐款。依我们看，她们有些人一定花费了毕生的精力，按照邮局的姓名地址录，把捐款单分发到各地去，其中有先令的捐款单，两个半先令的捐款单，十先令的捐款单，便士的捐款单。她们什么东西都需要。她们需要衣服，需要破烂的衣衫，需要钱，需要煤，需要喝的汤，需要关怀，需要亲笔的签名，需要法兰绒，总之，她们需要贾迪斯先生所有的或者所没有的一切。她们的目的和她们的要求一样，都是五花八门的。她们打算兴建新楼房，打算付清旧楼房的债务，打算给。中古式圣马利亚妇女会”盖一所漂亮楼房(附有拟议中的楼房西边的正面雕版图)；她们打算送给杰利比太太一个奖状，她们打算请人给她们的秘书画一幅肖像，再把肖像送给他的岳母，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岳母待他非常好；我确实相信，她们什么事情都打算做：从五十万本小册子到每年的年金，从大理石的纪念碑到银制的茶壶。她们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她们是“英国妇女”，“大不列颠的女儿”，各个道德会的“姊妹”，“美洲妇女”，不下百种名目的“女士”。她们对劝募和选举，似乎总是很热心。依照我们这些笨头笨脑的人的看法，同时也依照她们自己的说法，她们投的票，常常是数以万计的，可是从来没有使她们的候选人得到什么好处。总而言之，一想到她们过的那种狂热的生活，我们就禁不住要头痛。
在那些由于这种贪得无厌的慈善事业(如果我可以用这个字眼的话)而大大扬名显姓的女士中间，有一位叫帕迪戈尔太太；从她寄给贾迪斯先生的信件的数目来看，我可以断定，她和杰利比太太同样是个了不起的写信能手。我们注意到，在聊天的时候，一提起帕迪戈尔太太，风向总是立刻改变，而且必然会打断贾迪斯先生的话，使他说不下去，因为他曾经说过，从事慈善事业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光说不做的人，另一类是光做不说的人。因此，我们怀疑帕迪戈尔太太是第一类的人，很想见见她。有一天，她带着五个年纪不大的儿子前来拜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她是一位神气十足的女士，戴着眼镜，鼻子很大，嗓音很粗，给人的印象是，她需要占据很大的活动空间。而她也的确是这样，因为她的裙子把几张离她很远的小凳子都弄翻了。那会儿只有我和婀达在家，我们接待她的时候有点胆怯，因为她进来时好象一股寒流，冻得那几个跟在她后面的小孩脸色发青。
“年轻的女士们，”打过了招呼以后，帕迪戈尔太太便口若悬河似地说下去，“这是我的五个儿子。从我们的可敬的朋友贾迪斯先生那里，你们可能看到那张铅印的捐款单(也许不止一张)，上面就有他们的名字。我的大儿子埃格伯特，今年十二岁。他把零用钱五先令三便士寄给托卡胡珀的印第安人了；我的第二个儿子奥斯华德，十岁半，他捐了两先令九便士去为国家的伟大工匠们建立纪念碑；我的第三个儿子弗朗西斯，九岁，捐了一先令六个半便士；我的第四个儿子菲利克斯，七岁，把八便士捐给了领养老金的寡妇，我的小儿子艾尔弗雷德，五岁，自动参加了‘儿童欢乐会’，宣誓终身不抽烟。”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愤愤不平的小孩。他们不仅面黄肌瘦——他们确实是这样——而且还由于不满而露出凶恶的样子。一提到托卡胡珀的印第安人，埃格伯特皱着眉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几乎把他当成是那个部落的最剽悍的一员。每个孩子一听到自己的那份捐款，脸色马上就变了，露出一定要报仇雪恨的样子，其中埃格伯特的脸色变得最难看。不过，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我必须说一说，“儿童欢乐会”的那个小小的成员，始终带着一副呆头呆脑的可怜相。
“听说，”帕迪戈尔太太说，“你们到杰利比太太家去过，是不是?”
我们说是的，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
“杰利比太太，”这位太太继续说下去，她的声阋还是那样激动，那样高亢而刺耳，使我觉得，她的声音好象也戴着一副什么眼镜似的——我不妨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她那副眼镜并没有使她的眼睛显得更迷人一些，因为她的眼睛就象婀达说的那样，。令人心惊肉跳”，也就是说，鼓得很厉害，“杰利比太太是为社会造福，值得我们帮忙。我这些孩子都为非洲的事业捐过钱：埃格伯特捐了一先令六便士，也就是九个星期的全部零用钱；奥斯华德捐了一先令一个半便士，也是这几个星期的全部零用钱；其余几个都根据自己的小小资财捐了钱。不过，我并不是在一切事情上头都同意杰利比太太的。杰利比太太对待孩子的那种做法，我就不同意。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注意到她那些孩子是不参加她所致力的那些事业的。她可能对了，也可能错了，但是，对也好，错也好，这都不是我教育孩子的方针。我到哪里就把他们带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