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相信(婀达也相信)，那个脾气很坏的大男孩，听了这番话以后忍不住尖叫起来。他虽然立即把尖叫改成了打哈欠，可是开头的时候确实是尖叫。
“每天早晨六点半钟，他们和我一起做早祷(早祷做得很好)，一年到头都是这样，当然也包括寒冬在内，”帕迪戈尔太太说得很快，“我办理每天的例行公事时，他们也跟我在一起。我参与校务，访问穷人，参加朗诵，分配救济金；我还参加当地的衣服赈济委员会，参加许多一般性的委员会；单拿募捐来说，我的活动就非常广泛——谁也比不上我。可是，无论我到哪里去，我的孩子都陪着我；这样一来，他们就熟悉穷人的情况，能够从事一般的慈善事业，简单地说，也就是对这类事业有了爱好，这在将来会使他们为邻人谋福利，同时也为自己谋幸福。我这几个孩子都不轻浮；他们在我的指导下，把全部的零用钱都捐出去；他们参加了许多大会，听了许多讲话、演说和讨论，而这些，一般只有少数的成年人才听得到。艾尔弗雷德(五岁)，正象我所说的那样，自愿参加了“儿童欢乐会”，那天晚上开会的时候，主席慷慨激昂地讲了两个钟头，当时只有艾尔弗雷德和少数几个孩子没有晕倒。”
艾尔弗雷德凶狠地看着我们，好象他永远也不能，而且也不会忘记那天晚上所受的侮辱似的。
“萨默森小姐，你可能注意到，”帕迪戈尔太太说，“在我们的可敬的朋友贾迪斯先生那里，有一张我已经提到的捐款单，在这张捐款单上，我孩子的名字后面还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奥·阿·帕迪戈尔捐款一英镑的字样。那就是孩子们的父亲。我们的做法是老一套。我先写上我那笔小小的款子；然后我的孩子们根据他们的年纪和小小的资财，写上他们的捐款；然后，帕迪戈尔先生殿军。在我的指导下，帕迪戈尔先生欣然写下他那笔有限的捐款；这样的事情不但使我们自己感到高兴，而且，我相信，对别人也起了鼓舞作用。”
假设帕迪戈尔先生和杰利比先生一起吃饭，假设饭后杰利比先生向帕迪戈尔先生倾诉衷肠，那么，反过来，帕迪戈尔先生会不会也向杰利比先生推心置腹地吐露一些秘密呢?我发现自己想入非非，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不过我这样想也是很自然的。
“你们这里过得很不错啊!”帕迪戈尔太太说。
我们很高兴换换话题，便来到窗前，指点着外面的幽美景色，可是，说来奇怪，我觉得帕迪戈尔太太虽然戴着眼镜望去，似乎无动于衷。
“你们认识格谢先生吗?”我们的客人说。
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没有机会认识格谢先生。
“我敢说这是你们的损失，”帕迪戈尔太太神气十足地说……他是个热情洋溢的演说家——满腔热火!现在，他要是在这片草地上——这片草地从地形上看来，非常适合做公共会场——他一定会站在大车上利用你们提出来的任何事情，借题发挥，谈上几个钟头!到了这个时候，年轻的女士们，”帕迪戈尔太太说着，就回到自己的椅子那里去，同时好象用了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力量，把离她相当远的小圆桌打翻(桌上还放着我的提篮哩)，“到了这个时候，我敢说，你们一定了解我了。”
这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婀达不知所措地望着我。而我呢，因为刚才想入非非，正感到惭愧，这一定在我的面色上流露出来了。
“我的意思是说，”帕迪戈尔太太说，“了解我突出的性格特点。我很清楚，我的特点因为太突出，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我知道，人们一眼就可以把我看透。这有什么关系呢l坦白说，我是一个有事业心的女人。我喜欢艰苦的工作；我可以从艰苦的工作中得到乐趣。那种兴奋劲儿对我很有好处。我已经习惯做艰苦的工作，我简直不知道什么是疲劳。”
我们小声地说，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也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想，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不是令人惊奇，或者是不是令人高兴，不过，我们出于礼貌，不得不这样说。
“我不知道疲倦是什么东西；谁也没法叫我感到疲倦，你们要是不相信，不妨试一试!”帕迪戈尔太太说。“我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在我看来并不算什么努力)，我所从事的种种工作(在我看来并不算什么工作)，有时候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奇。记得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孩子和帕迪戈尔先生看到我那样忙碌，就感到自己很累了，而我自己却满可以说，还是象云雀那样精神抖擞!”
如果说那个大孩子的阴沉的脸色，还能变得更恶毒一些，那么这一回他看起来就是这样了。我看见他攥着右拳，朝着挟在左胳膊下面的帽子的帽顶，暗暗地捶了一拳。
“当我出去访问的时候，这给了我很大的便利。”帕迪戈尔太太说。“如果我发现有人不愿意听我要说的话，我就直截了当地跟他说，‘我是不会疲倦的，我的好朋友，我从来也不会觉得累，而且我要说下去，直到说完为止。’这种做法的效果好极了!我希望，萨默森小姐，你今天能够帮我个忙，和我一起去访问，也希望克莱尔小姐在不久的将来和我一起去访问。”
起初，我婉言谢绝，说眼前有事情要做，不能放下不管。可是，这个托辞丝毫没有效果，于是我就更加强调地说，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做这样的事情。我说，我没有经验，对于那些生活在不同环境里的人，我不善于设身处地地去想他们所想的事情，也不善于从适当的观点出发去和他们交谈。我说，做这类工作必须对人们的心理具有细致的了解，而我正缺乏这一点。我说，我自己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哪里能教导别人，又说我光凭着好心好意可办不了什么事情。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我最好是尽可能帮助我身边的那些人，尽可能为他们效劳；然后再设法使服务范围逐渐逐渐、自然而然地扩大起来。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因为帕迪戈尔太太的岁数比我大，经验比我多，而且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神气。
“你错了，萨默森小姐，”她说，“不过，你也许干不了艰苦的工作，或者经不起那种兴奋劲儿；不过，这一点也不要紧。如果你愿意看看我是怎么进行工作的，我很愿意带你一起去，我现在正打算——带着我的小孩——到附近去访问一个烧砖工人，这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如果克莱尔小姐肯赏脸的话，也请一起去吧。”
婀达和我交换了眼色，由于我们本来就打算出去走走，所以就接受了这个邀请。当我们戴上帽子匆匆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那几个小孩缩在一个角落里露出没精打采的样子，只有帕迪戈尔太太在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几乎把屋子里每一件份量不重的家具都打翻了。帕迪戈尔太太拉着婀达，我和那几个小孩跟在后面。
后来，婀达告诉我，在到那烧砖工人家里去的路上，帕迪戈尔太太一直在高谈阔论(当然，我也听见了)，她说她有一次和另一位女士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持续了两三年之久，为的是她们都想让自己的候选人争到某某地方的一笔养老金。为了这个，她们印了许多印刷品，许了许多诺言，发了许多委任状，投了许多票；凡此种种，都使一切有关的人感到非常热闹，但是只有领养老金的候选人是例外，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被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