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的亲戚，先生，”斯纳斯比先生说道，“要是有人跟我说：‘斯纳斯比，这里有两万英镑，已经存在英格兰银行了，只要你把他的亲戚说出一个来，就把钱给你’，那我也办不到，先生!他搬到这个收买破烂的铺子来住，大概有一年半了——我相信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克鲁克一边说，一边点头。
“大约在一年半以前，”斯纳斯比打起精神说道，“有一天早上，刚吃过早饭，他上我们那儿去了。他在店里见到了我的好太太(我就是这样称呼斯纳斯比太太的)，交给她一篇手抄的东西，并跟她说，他需要做点抄写工作，因为他——请原谅我太直言——”为了自己过于直言而表示抱歉时，斯纳斯比先生常常用一种希望别人相信的爽直态度，说出这样一句口头禅，“没钱了!我那好太太本来不大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尤其是——请原谅我太直言——他们提出什么要求的时候。可是她一看见他就很受感动，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刮脸，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梳头，或者是因为女人才想得到的别的什么原因，那我只能让你来判断了；于是她收下了他那篇东西并记下了他的地址。我那好太太记不住名字，”斯纳斯比先生用手捂着嘴，一边咳嗽，一边考虑，过了一会才接着说下去，“她认为尼姆这个名字等于尼姆罗德。因此，她常常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斯纳斯比先生，你怎么还不给尼姆罗德找点活儿干!’或者‘斯纳斯比先生，为什么不把贾迪斯案那三十八页大法官庭的文件交给尼姆罗德抄呢?’诸如此类的话。就这样，他渐浙在我们那里成了一个打零活的人了；我就知道他这么些事情，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他是一个快手，开开夜车也不在乎；要是你在星期三晚上给他一个抄件，比方说，四十五页吧，星期四早上他就会给你送回来。关于这些事情——”斯纳斯比先生说到这里就把话打住，只见他拿着他那顶帽予彬彬有礼地向床那边挥丁一挥，好象是在说，“我毫不怀疑，要是我这位可敬的朋友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证明我的话是对的。”
“你最好看一看。”图金霍恩先生对克鲁克说，“他是不是有什么文件可以帮助你对他有所了解。将来还得验尸，他们也会找你去问话。你认得字吗?”
“不，不认得，”老头儿答道，忽然呲牙咧嘴地笑起来。
“斯纳斯比，”图金霍恩先生说，“替他搜一搜这个屋子。不然的话，他会招麻烦的。我既然来了，就等一会儿，你可得快点儿；以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为他作证，证明一切都正常。我的朋友，请你给斯纳斯比先生拿着蜡烛，他马上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把事情弄明白。”
“首先，这儿有一口旧皮箱。先生，”斯纳斯比说。
哦，不错，果然有一口皮箱!看样子，图金霍恩先生尽管离这箱子那么近，在这以前一直没看见，而且这儿根本没有什么东西，真是天晓得。
旧船具店老板举着蜡烛，法律文具店老板进行搜查。外科医生靠着壁炉架的一角，弗莱德小姐站在门口往屋里瞅着，打着哆嗦。这位老派的、机灵的老律师，穿着一条暗黑色的短裤，在近膝的地方扎了两条丝带，一件宽大的黑背心和一件长袖的黑上衣，他那条柔软的白领巾打成贵族们最熟悉的那种领结，这时候依然保持原来的姿态，站在原来的地方。
在那口旧皮箱里，放着几件不值钱的衣物，一束当票——这是走向贫穷的道路的路票，一张带着鸦片味儿的皱巴巴的纸，那上面作了一些潦草的记录，如某日吞服多少厘，某日又吞服多少厘；这些记录是在不久以前开始写的，本来似乎要认真写下去，但是，没写几次就停了。还有几张肮里肮脏的剪报，讲的都是些验尸方面的事情，此外就没别的东西了。他们又搜了食橱和墨迹斑斑的书桌的抽屉。这两处都找不到什么旧信或别的字纸。年轻的外科医生检查了这个誊抄法律文件的人的衣服，只找到一把小刀和几个半便士。斯纳斯比先生的意见毕竟是对的，这会儿必须把地保找来。
于是，那个瘦小的女房客找地保去了，其余的人也走出这个屋子。“别让那只猫待在这儿!”外科医生说：“那可不成!”克鲁克先生只好先把它赶出去}那只猫躇着它那弯弯的尾巴，用舌头舔着嘴角，贼头贼脑地溜下楼去。
“再见!”图金霍恩先生说完，就回家去和那寓言画相对，想他的心事去了。
这时候，这个消息已经轰动了整条小街。居民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议论这件事情，把他们的侦察兵前哨(主要是小孩)派到克鲁克先生的窗前，于是那个窗户立即被他们紧紧包围起
188来。一个巡警已经跑到楼上那个屋子去，后来又下来，象一座塔似的直挺挺地站在铺子门口，他偶尔也放下架子，对那些小孩瞅一两眼}但是每当他向他们瞅去时，他们总是吓得往后退。佩金斯太太和派珀尔太太，自从小佩金斯“打了”小派珀尔“一下耳光”这件不愉快的事发生以来，已经好几个星期彼此不说话，在这样难得的场合里，她们又言归于好了。拐角上那家酒铺的小跑堂，因为见过世面并和酒鬼打过交道，所以是有资格前来看热闹的，这会儿他正和巡警交头接耳地谈着，脸上还露出满不在乎的神色，好象他这种人是不会挨警棍和坐牢房似的。小街两旁的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说话，那些光着头的侦察兵急急忙忙地从法院小街跑进来，想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大家伙儿看见克鲁克先生没有遇害，起先似乎觉得很高兴，但接着又自然而然地觉得有点儿失望了。就在人们哄动的时候，地保来了。
那个地保，虽然被这一带的人看成一个可笑人物，但是，如果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能进去看看尸首，大家也就觉得有点了不起了。那个巡警认为他是一个低能的人，是一个雇用守夜人的野蛮时代的遗民，不过还是容许他进去，好象在政府还没有取缔地保这种人以前，他不得不加以容忍似的。人们互相奔告，说是地保已经到场，而且已经进去，这时看热闹的人就更加哄动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地保出来，又引起一阵本已平静下去的哄动。他说，明天验尸的时候需要一些证人，向验尸官和陪审委员团报告死者的情况。这时立刻有人对他说，他可以向许许多多的人进行了解；但是那些人什么也说不上来。他又听许多人说，格林太太的儿子也是“一个誊抄法律文件的人，对于死者的事，比任何人都了解，”但是，他一打昕下去，就给弄得更加糊涂了，原来格林太太的儿子已经出门三个月，目前正坐船到中国去，不过，要是向海军大臣申请的话，倒是可以打电报和他进行联系的。地保还到一些店铺和住家去了解情况。他一进屋总是把门关上，那种排斥外人、磨磨蹭蹭和傻里傻气的态度把大家都惹得发了火。有人看见巡警向那个跑堂的挤眉弄眼。人们不仅感到扫兴，而且还起了反感。有些年轻人扯着嗓予嘲笑地保，说他曾经把一个小孩放到汤里煮，他们从一支流行曲里抽出几旬，谱了一个歌，歌词大意是说地保拿那小孩烧汤，送给贫民院。后来，警察认为有必要维护法纪，便捉了一个唱歌的人；其余的人都溜之大吉。那个被捉的人还是释放了，不过他得接受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快快跑开，不要再干这种事情。他立刻接受了这个条件。于是，那场小风波一时又平静下来了。这个神色自若的巡警(在他看来，一点点鸦片根本算不了什么)戴着亮闪闪的帽子，系着浆得硬梆梆的围颈布，穿着笔挺的大衣，围着宽大的皮带，皮带上扣着一副手铐，此外，还有种种的配备。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踱来踱去，戴着白手套的手掌互相拍打着；不时在街头拐角的地方站住，看看有没有发生丢失小孩或谋杀之类的事情。
这个毫无能耐的地保，夜里到法院小街来，一处一处地送传票。传票上那些陪审员的名字全给拼写错了，只有地保自己的名字没有拼错，而地保的这个名字，谁也念不出来，再说，谁也不想去念。传票都送出去了，他的那些证人也得到通知。这以后，他跑到克鲁克先生的铺子里去，因为他和几个穷汉子约好在那儿见面。一等那几个人到来，他就领着他们到楼上去。于是百叶窗上那两个大洞眼有了点新鲜玩意可以看看；这是为那个没名没姓的人而设的，也是为每个有名有姓的人而设的，这是尘世上最后的安息之所。
那口棺材当天晚上就停放在那口旧皮箱旁边；床上那个孤零零的人，已经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四十五年，现在躺在那里，象一个弃婴似的，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使人无法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