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会面是在温莎，据我所知，温莎就是我有生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的地方。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就带着所有用得着的东西，坐上驿站马车，离开温莎，奔向里丁。
雷彻尔大嫂这人太好了，临别时居然能无动于衷；我却不怎么好，竟痛哭起来了。我想，和她相处了这么多年，我原该比较了解她，博得她的欢心，使她对这次分离感到难过的。可是临别时，她只在我前额上冷冰冰地吻了一下，好象石头门廊上落下来的一滴雪水——那一天倒真是个冰冻天气——我感到又伤心，又惭愧，便抱着她说：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不好，所以她对这次分离并不觉得难过。
“不是因为你不好，埃丝特，”她答道。“而是因为你那不幸的身世!”
马车停在草地的篱笆门前，——我们是听见辘辘的车轮声才走出来的——我只好怀着沉痛的心情和她分手。她没等我的温莎(windsor)：英格兰南部波克郡(Berksilire)的一个名镇。箱子放到车顶上，就回到屋里，把门关上了。我回过头，噙着眼泪，从车窗里望着那所房子，直到望不见为止。教母早就把她仅有的一点财产留给雷彻尔大嫂了；那些东西都准备拍卖，一块织着玫瑰花的旧炉边地毯——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挂在屋外，任凭霜侵雪打。一两天前，我就把玩偶——亲爱的小娃娃放在它自己的头巾里裹好，悄悄地把它——我现在真有点不好意思说哩——埋在花园里那棵遮住我窗户的大树下面。除了我的鸟儿以外，我再没有别的伴侣了，我把它连笼子随身带走。
等那所房子看不见以后，我便朝那低矮的座位边缘坐下来(我的鸟笼就放在我脚边的稻草堆中)，从高高的窗口往外眺望：只见一棵棵披霜的树木，宛如美丽的水晶柱；昨夜一场大雪使田野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太阳红艳艳的，却散发不出多少热力；溜冰和滑雪的人已经把冰上的雪扒开了，那里的冰就象金属一样黯然无光。马车里我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绅士，他裹着那样多的衣服，显得非常臃肿；他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另一面的窗外，一点也没有注意我。
我想到我那故去的教母；想到那天晚上给她读《圣经》的情景，想到她躺在床上那副紧蹙双眉的严厉表情；想到我正要去的那个陌生的地方，想到我要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他们会是些什么样的人，会对我说什么话——这时候，马车里有一个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这个声音说：“真见鬼，你哭什么?”
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低声回答：“先生，是我吗?”我当然知道，讲话的人一定是那位裹着许多衣服的绅士，尽管他依然望着窗外。
“不错，是你，”他回过头来说。
“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哭呢，”我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你确实是在哭，”那位绅士说。“瞧这儿!”他从车厢的另一端挪到我面前，用他那只肥大的皮袖口擦了擦我的眼睛(但没有碰痛我)，让我看那袖口上的泪水。
“瞧!现在你知道你是在哭吧，”他说，“是不是?”
“是的，先生，”我说。
“你哭什么?”那位绅士说。“你不愿上那儿去吗?”
“上哪儿，先生?”
“上哪儿?当然是上你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位绅士说。
“先生，我很高兴上那儿去，”我回答说。
“好啦，好啦!那就要高高兴兴呀!”那位绅士说。
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古怪——至少就我在他身上所看到的情形来说很古怪：浑身裹着衣服，一直裹到下巴颏上，他的脸几乎是藏在皮帽子里，两片宽大的皮护耳贴着他的面颊。紧紧系在下巴下面。这时候我已经镇静下来，不再怕他了。于是我告诉他，我刚才哭，一定是为了我那去世的教母，为了雷彻尔大嫂跟我分别的时候又一点也不觉得难过。
“该一死的雷彻尔大嫂!”那位绅士说。“让她骑着笤帚棍满天乱飞吧!”
我又开始怕起他来，万分惊讶地望着他。尽管他还是愤愤不平地喃喃自语，咒骂着雷彻尔大嫂，我觉得他那双眼睛还是挺和悦的。
过了一会儿，他把大衣敞开——我觉得这件大衣大得足以垂盖住整辆马车——把胳膊伸到衣服侧面的深深的口袋里。
“喂，瞧!”他说。“这纸包里面，”那纸包很整齐，“有一块简直是花钱也买不到那么好的葡萄干蛋糕，外面的糖就有一英寸厚，象羊肉上的白脂油一样。还有一块法国小馅饼，无论从份量或质量上看，都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你猜猜，这是拿什么做的?拿肥鹅肝做的。这块馅饼给你!来，你把这些东西都吃了吧!”
“谢谢您，先生，”我回答说，“我非常感谢您，可是我希望您不要见怪；这些东西太油腻了，我吃不了。”
“真拿你没办法!”绅士说着——我一点也不懂他的意思——就把蛋糕和馅饼扔到窗外去了。
他不再跟我说话了；快到里丁的时候，他下了车；临走时劝我要做一个好孩子，要努力用功，还和我握了握手。大概他走了以后，我才放了心。我们是在一块里程碑那里和他分手的。后来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每次经过这个地方，总要想起他，而且总有点希望遇见他。但是我哪次也没有遇见他；因此，随着时光的消逝，他也就从我的脑海中消逝了。
当马车停下来的时候，有一位衣着整洁的女士抬头望着车窗，说道：
“唐尼小姐。”
“不，小姐，我叫埃丝特·萨默森。”
“一点也不错，”那位女士说，“唐尼小姐。”
我这才明白，原来她是在自我介绍，于是我请唐尼小姐原谅我粗心大意，并且听从她的话，向她指出哪些是我的箱子。在一个衣着整洁的女仆指点下，脚夫把我的箱子搬到一辆小小的绿色马车外边的行李座上。然后唐尼小姐和那个女仆，还有我，都上了马车，马车就开走了。
“埃丝特，一切都给你准备好了。”唐尼小姐说，“你的学习计划已经严格地按着你的监护人贾迪斯先生的意见安排好。’
“我的——您说什么，小姐?”
“你的监护人贾迪斯先生，”唐尼小姐说。
我一时感到手足无措，唐尼小姐还以为是天气太冷，我受不了，便把醒药瓶借给我。
“小姐，您认识我的——监护人贾迪斯先生吗?”我犹豫了好久以后，终于问道。
“我没有见过他，埃丝特，”唐尼小姐说，“我是通过他的律师——伦敦的肯吉先生和卡伯伊先生知道他的。肯吉先生是一位非常高尚的绅士。口才好极了。他有几段演说真了不起!”
我觉得她这些话说得很对，但因为当时心慌意乱，也就没有留，心听。我还来不及定下心，我们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这使我更加心慌意乱了；再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下午在绿叶书院(唐尼小姐的房子)一切都带着那种飘忽不定、似真非真的气氛。
然而，我很快就习惯了。不久以后，我完全能够适应绿叶书院那一套生活，仿佛已经在那里呆了好久似的。而从前在我教母家里过的日子，却仿佛是做了一场梦，而不是当真过了那种生活似的。无论哪里也比不上绿叶书院这样一丝不苟、分毫不差和有条不紊。每一件事情都规定了时刻，而且都是按规定的时间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