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观《唐书》，至宦者鱼朝恩恃功无惮，谓侍臣曰：“当时坐不当使此辈掌兵政，故恣肆暴横，然其时李辅国、程元振及朝恩数辈，势皆极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雏腐鼠。大抵小人窃柄，人主苟能决意，去之亦有何难？但在断不断尔。”又曰：“汉末之时，宦官虽号骄纵，尚无兵权，故凡所为，不过假人主之名，以浊乱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驯至权势之盛，劫胁天子，废兴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之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威福？朕深鉴前辙，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彼既无威福可以动人，岂能为患？但遇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骄纵也。”
太祖以功臣之家不循礼，往往奢侈自纵，以致覆亡，虽屡加戒饬，终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取唐宋旧制及国初以来所定礼仪，参酌损益，编类成书。凡勋旧之家，坟茔碑碣丈尺，房屋间架，及食禄之家货殖禁例，皆有定制。命曰：“稽古定制，颁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太祖谕侍读张信、侍讲戴德彝曰：“官翰林者，虽以论思为职，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当知无不言。昔唐陆贽、崔群、李绛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补益当时，显闻后世。尔等当以古人自期，毋负朕擢用之意。”
太祖因朝罢，与侍臣论民间事，曰：“四民之业，莫劳于农，终岁勤动，稍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朕一食一衣，则念稼穑机杼之勤。尔等居有广厦，乘有肥马，衣有文绣，食有膏梁，当念民劳。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富安者。尔等其思佐朕裕民之道，庶几食禄无愧。”
太祖尝谕晋王、燕王以备边十事，内一款：“今年屯种，自东胜至开平，开平至大宁、广宁，须于五月一报禾苗长养何如，七月再报结实何如，十月又报所收子粒若干。一岁三报，不惟使朕知边储虚实，而屯军亦不至懈力矣。”按圣祖之留心屯政如此，今何独不然？
太祖尝命楚王、湘王帅师征古州洞蛮，敕之曰：“尊居王位，安享富贵，宫室衣服舆马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为民御灾扞患，则鬼神必怒，百姓必怨，福禄将薄矣。若能奋威武除民患，山川鬼神亦将助顺，福禄庶可悠久。”
太祖尝谕晋王等六王曰：“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吾今略与尔谋。或今岁，或二三岁，大军未会，止是本护卫及都司行都司军马多不过一二万，倘遇胡马十数万寇边，不宜与战。或收入壁垒，或据山谷险隘之处夹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见我不与之战，必四出抄掠，俟其骄怠分散，队伍不严，我以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见胡马，辄以三五千或一二万轻与之战，岂特不能胜之，必至失利。”
太祖谕群臣曰：“凡人所为，不能无过举，但当平其心，则可以知其过矣。其心本公，所为之事或缪，此则识见未至，致有过误。若缘私意而所行有谬戾者，此特故为耳。君子小人之过，于此可见。然君子之过，虽微必彰；小人之过，虽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固无所回互；小人巧于修饰，固多所隐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则君子小人莫能辨别。”又曰：“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顺己而悦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见斥矣。人主取人，权衡在己，当兼取于众论，不可以一时之喜怒为进退。”
洪武三十年敕户部，凡天下积年逋赋，皆许随土地所便，折收绢布金银等物，以免民转运之劳。
太祖于奉天门见散骑舍人衣极鲜丽，问制用几何，曰：“五百贯。”责之曰：“农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蚕妇缲丝缉麻，缕积寸成，其劳既已甚矣。及登场下机，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为已有，食惟粗粝，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长膏梁纨绮之下，农桑勤苦，邈无闻知。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而尔费之于一衣，骄奢若此，岂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洪武间，行人高稹陕西巡察私茶回，备言道路人民疾苦。太祖喜曰：“古之使者，以览观风俗咨询民情为务，今稹亦可谓能利国富民矣。”擢鸿胪寺丞。”
太祖以山东、河南民多惰于农事，以致衣食不给，乃遣人材分诣各县，督其耕种。仍令籍其丁男所种田地与所收谷菽之数来闻。”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太祖享太庙毕，步出庙门，徘徊顾立，指桐梓谓太常寺臣曰“往年种此，今不觉成林，凤阳陵树，当亦似此。”因感怆泣下。又曰：“昔太庙始成，迁主就室礼毕，朕退而休息，梦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觉即视朝，果得边报。祖考神明昭格在上，无时不存，尔等掌祭祀，务斋洁以安神灵。”
成祖靖难，师至紫荆，所服素红绒袍，忽见白花如雪色，凝为龙纹，鳞鬣皆具，美如刺绣。诸将见者骇异，以为嘉兆。成祖曰：“冰花偶然所凝，岂可遽言嘉应，况当戒慎之际，不可以此为喜而有怠心。”
成祖滹沱之战，自以数百骑突入阵，大呼奋击，矢集其旗者如猬毛。翊日遣人送旗回北平，谕世子谨藏之，以示后世子孙，使知今御祸之难。
成祖既即位，谕群臣曰：“凡人才识不同，长于此或短于彼，苟事有过误，即明言之，予不汝责。若隐而不言，日久觉露，情同欺罔，法则难容矣。”
成祖尝谓侍臣曰：“凡开创之主，其经历多，谋虑深，每作一事，必筹度数日乃行，亦欲子孙世守之。故《诗》、《书》所载后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于警戒后王曰‘率乃祖攸行’，曰‘监于先王成宪’，此皆老成之言。后世轻佻谄谀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见，导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为能而宠任之。徇小人之邪谋，至于国弊民叛而丧其社稷者有之矣。岂可不以为戒！”
成祖既封功臣，因谕群臣曰：“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于不相信。苟不相信，即父子将为秦越，况君臣乎！吾于诸功臣，报之厚而待之诚，常见其善，不见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两得。”
成祖虑内外将校不能抚恤军士，以致逃亡者众，敕兵部：“自今计逃亡之数论罚，如百户逃一人者，减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给；至三十人者降充总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五十人者发充军。其千户逃军十倍于百户、指挥逃军五倍于千户者，并减俸及递降一等，皆如百户之例。”
成祖曾问兵部尚书刘俊：“今天下畜马几何？”俊对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成祖曰：“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我朝置太仆专理马政，各军卫皆令孳牧。卿等宜严督所司，庶有蕃息之效。”
成祖初即位，义乌县教谕高泽言：“自古帝王必虚心纳言，今臣民有所论奏，愿假以辞色，使得各尽其情。善者采之，不善者置之，则贵臣不敢蒙蔽，下情得以上达，忠言日闻，天下之事无壅滞矣。”
成祖嘉纳之，以示六部臣曰：“疏远之臣犹能存心国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托者，当思正直自奋，用副委任。”
国朝最重诬告之法，永乐初定，凡诬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诬重者从重论。诬告十人以上者，凌迟处死，枭首其乡，家属迁化外。
永乐二年，礼部尚书李至刚言：“皇上即位以来，广开言路。凡有可行，无不听纳。然无知小人往往搜求细故，钳制诸司。或怀挟私仇陷害良善；或妄称奏诉躲避差徭；或驰骋小才希求进用。甚者无稽泛言，烦渎圣听，虽称兴利除害，其实假公营私，宜治以重罪，榜示天下。”诏可之。
永乐初，遣御史分诣郡国，巡视民瘼。谕之曰：“父母于赤子，先寒而备之衣，先饥而备之食，适其温饱之宜，避湿就燥以处之，无所不尽其心。人主为民父母，理亦当然。朕居深宫，一饮一食，未尝不念及军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尔等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访，但水旱灾伤之处，有司不言者，悉具奏来。军民之间，何利当兴，何弊当革者，亦悉以闻。”
永乐二年，虏寇三万卫，辽东都指挥同知沈永不能追袭，又匿不以闻。成祖以其欺蔽诛之，仍榜谕天下都司并缘边卫所，凡有草贼及虏寇声息，不即以闻者，镇守官以下，职无大小，罪与永同。
成祖因有司请修比干祠墓，因谕侍臣曰：“君子为国不为身，故犯颜谏诤，死且不避；小人为身不为国，为谗谄面谀，以苟富贵。明君乐谏诤而国以兴；昏君乐谗谀而国以亡。桀、纣杀龙逄、比干，明效具在，而后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监覆辙，国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为戒。尔等当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几共保祖宗之洪业。”
礼部尚书李至刚妻父某坐事逮系都察院，当伏重法，至刚希恩求免。成祖问：“法司鞫狱，情之轻重，外人何以知之？”对曰：“此右副都御史黄信与臣言。”信遂以漏泄狱事伏诛。祖宗之重刑狱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