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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口以极快的速度增长的趋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要是没有发现美国这一广阔而肥沃的地域，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事实。由于在古老国家中人口增长速度与此很不相同，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能设想人口的增长竟能快到象经验已经证明的那种情形。如果欧洲各国在
50
年之间人口增加了一倍，那就会被认为很多了。其中大多数国家人口增加的速度还要慢得多。而另一些国家，如瑞士的某些地区人口也许竟是停滞不增的，甚至在某些国家，例如土耳其，居民的数目反而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在旧世界里人的体质与新世里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别，事实上他们本来就是一种人。前者的情欲并不比后者稍逊，两者想要得到子女的心情也大体相同。所以有一切理由来推测，旧世界的人口有着与新世界的人口同样快的增长趋势。如果实际上增长得并没有这样快，那末必然是有某种原因反作用于这种趋势的结果。
这个原因不可能是气候条件，因为欧洲的空气对人的生存至少也象美国的空气一样有利。可以充分说明这样一种普遍结果的唯一重要原因，是获得赡养家庭的生活资料的困难。在一切古老的国家里，最肥沃和位置最有利的土地都早已耕种。因此，要取得更多的食物，就必须求助于那些比较贫瘠或者更加偏远的土地，它们往往不能提供同样的收获量。随着一国人口的日益稠密，生活资料的增加日益困难，因而维持家庭生活也就变得愈来愈困难。
根据美国边睡殖民地的例子来看，每15
年人口增长一倍的趋势似乎是由于道德上的倾向和体质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古老的欧洲各国，甚至那些工业已取得极大进展的国家，如果人口在50
年内增加一倍，就被认为是十分可观的了，事实上只有很少几个国家接近于这种速度。由此看来，可以充分说明这一差别的唯一原因就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和取得更多的食品供给变得愈来愈困难了。正是由于这种困难才限制了人口的发展。由此便可推断，除了新殖民的和肥沃的地区之外，任何地方人口的增加比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的增长具有更快的趋势。一个国家人口的增长趋势比另一个国家超过了多少，可用欧洲古老国家人口很慢的增长速度同处在更为有利情况下的人口迅速发展的比较来证实。
但是，或许有人要说：虽然所有欧洲古老国家的目前状况确实是这样，即获得生活资料目前有困难，可是今后在农业上将采取各种改进措施，从而使农产品的增长有可能跟上人口的自然增长。然而这种推测是言过其实的。
机器的使用和劳动分工在工业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农业企业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采用它们。随着人口的增长，所有最好的土地被耕种之后，已经有必要求助于较差的土地，这是一种不利条件，而耕作方式和农作物轮作方面的最伟大的发现，只构成了对于这种不利条件的非常微弱的抵消力。这一点已为下列事实所证实，即有着许多肥沃土地而文化却极端落后的国家，还是能生产出比技术和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便宜得多的谷物。各方面都很落后的波兰和南俄罗斯，它们生产小麦所花的成本还不到英国所花成本的一半。因此，设想今后的各种发现将能把农业劳动和农业资本的收益增加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可以使生活资料的增长跟上人口的自然增长，只是一种与所有过去经验相矛盾的纯粹的假设，因而也是极其不可能的假设。有谁真能设想用任何一种办法能把欧洲的粮食增加得这样多，以致于可以允许每
15年就让居民人数增加一倍吗？但这正是那些鼓吹生活资料的增长有可能跟上人口不加控制地任其发展的人，竭尽全力要加以辩护的论点。
如果我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末前面提出的关于改善劳动阶级状况最有效的方案这个问题就有了现成的答案。如果人口的增长力大大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力，其结果必然是，即使我们把后者增加到我们所能达到的程度，也丝毫不能持久地改善大多数人民的境况。唯一的差别仅仅在于，在某种繁荣时期过去之后，人数必将增加，而他们中间就有更多的人象以往一样贫困。
这是在上面提出并且证明了的重大原理的第一个结论。其次是必须用各种方法把人口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事情就是这样，所有欧洲古老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与那些新殖民国家相比，在这些国家中居民的增加是相当缓慢的，因为新殖民国家允许人口听其自然地发展。那末，现在我们所能提出的问题是：第一，限制人口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第二，限制到何种程度？
只有两种方式能够限制人口的增长。如果容许人口增长到最好年景生活资料所能许可的最大限度，那末一出现荒年，许多人由于部分地或完全没有衣食，必定不是纯粹死于饥饿，就是死于不卫生的食物和缺乏营养所引起的疾病。这就是所谓强制性限制①，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最骇人的灾难和随时威胁着人类的死亡。
能够控制人口的另一种方式是限制出生的人数。我们必须在这两种办法中进行选择，因为舍此别无他法。你是要始终贫困和时遭不幸的劳动阶级呢，还是要永远免除听凭无常的命运摆布的劳动阶级呢？你是宁愿要这样一种人口，他们中间大部分人不断过早地被夺去生命，贫困和肮脏一直在引起疾病，或者把这些疾病传染给过着舒适的生活并且对别人没有害处的、健壮的另一种人呢？问题就是这样。
应该消除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许多偏见。如果认为古老国家的人口不能①
ThePositiveCheck传统上译为积极限制,我认为这种译法与原义不符，故改译为强制性限制——
译者听其自然地发展，那末就应该设法限制它的发展。因此，问题仅仅在于用什么手段才能最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你愿意听任强制性限制的摆布呢，还是采取预防性限制?你认为让贫困的不可战胜的作用来把人数限制在生活资料的限度内最为有利呢，还是运用区别于其他万物的人的理智和自制力最为有利呢？一旦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克服许多至今还不赞成这一学说的看法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这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这就是决不能认为，从长远来看，盛行预防性限制的国家比受强制性限制支配的国家养活的人口更少。在后一种国家里，人口的数量被匠乏和疾病抑止以前，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增长得更快。而前一种国家要达到同样的人数虽然时间要长一些，但终将达到，甚至可能超过这个数目。因为，出生婴儿极多的国家遭受苦难的主要原因是，始终存在着大量不能自己谋取生活资料的少年儿童。这是造成个人与国家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一定年龄以下的孩子，按他们身材的大小大量消费着他们所能消费的东西，而从不拿出任何产品。就财富而论，一个幼儿养到九、十岁，再被疾病夺去生命，对他的双亲以及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纯粹的损失，赡养他这么多年的全部生活资料完全被浪费掉了。因此，在受强制性限制支配的地方，经常大量产生这种后果。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这一原因必定使国民财富受到了多大损失。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解释贫困的爱尔兰以及其他类似地区的情形。这些地区的工资都很低，还要在许多非生产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而且其中还有许多人是决不会长大成人的。但是，在预防性限制盛行的国家里，出生的孩子少，死亡也少，未成年的人数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小，有更多的人到达成年，而且生产劳动者的寿命也长些。这样，人民的境况当然要好些。这样一批居民同另一批人数多得多而且小孩占很大比例的居民相比，显然会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为以后的人口发展所需的生活资料也就会更多。而一国的国民因无远见而生下了为数众多的人口，超过了可能把他们健康地抚养成人的限度。这种行为不仅使他们自己永远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而且过了某个时期之后，由于阻断了财富的主要源泉——精力充沛的成年人的劳动，甚至还会使人类的繁殖受到遏制。①那末，总的说来，我们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长远来看，在预防性限制比强制性限制占优势的国家中，人口会比较少。虽然它的发展暂时会比较慢，但是这种发展将更为持久，直到超过另一类国家为止。②在这两种情况下，人口的素质也必然有很大差别，前者同后者相比，成年人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