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在这里注意一下反对马尔萨斯学说的意见是恰当的。我记得我曾在某个地方听说过这种意见，它是这样的：据说一个人总是能生产出多于他所能消费的东西，因此如果一旦减少了劳动者的人数，这个国家就会受到损失。这种异议包含着一个假设和一个判断。让我们姑且承认前者是正确的，因为一个体格健全的成年人总是能生产出多于他所消费的东西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因此得出结论说，不能自助的幼儿也能够这样呢？赞成用预防性方法来限制人口增长的一个主要论点恰恰在于，我们可以用一批健康的成年人①
根据最近的人口调查，爱尔兰的人口比以前增加得慢了一些。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这种情况是爱尔兰人在习惯上有什么改进的结果，所以这一事实有助于确证上述的结论。
②意大利的俗话说：谁走得稳，谁就走得快。
来代替一批因处于童年时期或因息病而没有劳动力的人。我们刚才已经知道，预防性限制盛行的地方同强制性限制占主要地位的地方相比，前一类人总是比后一类人所占的比例更大。没有年幼子女的成年人移居到各个遥远的国家，对于他们离开的国家来说，如果可以带来什么利益的话，那也是极其微小的。假如这些人在本国都能充分就业，那末毫无疑问，该国的财富将因劳动力的外流而减少，因为他们带走了能够而且愿意劳动的一双手。但是留下来的劳动者由于另一部分人的离开而得到了好处，因为他们可以在劳动产品中获得比较大的一个份额。其结果必然是，国民财富的减少可能远非对下层社会更有利的分配所能补偿。这种情况下的唯一困难是，正如假设的一样，如果移民留在本国，他们本来就会生产出多于他们消费的东西，因此这时该国的资本必然因他们的离开而增加得更加缓慢。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对劳动的需求也因此减少。但是由于他们同伴们的寓去，劳动者的所得看来很可能超过所失。因为劳动供给的减少是最近的、确定的原因，而资本增长速度的下降则是更远的也是最后的结果。雇主不一定把工人生产的超过他们消费的全部余额积蓄起来，并追加到原先的资本上去，有很大一部分余额也许被他白白地花费掉了。当利润因工资的提高而下降时，雇主不得不更加节约以便弥补这一差额。由于这些原因，即使在上述情况下贫苦阶级的人员由于他们阶级兄弟的迁移看来还是有可能得到利益的。但这一点不是我们所要争论的问题，因为人并不是生来就有各种能力的，他们必须经过一段漫长而无能的幼年时期。毫无疑问，在一个国家中儿童的比例越大，个人与国家就越穷。
因此，有助于减少这一比例的方法必定对两者都有利。总之，如果劳动者只能按本阶级的人数分得工资总额中的一个很小的份额，而且还得和他的妻子和十个孩子一起来分享这一微薄的收入，那末劳动者生产出多于他消费的东西对他还有什么好处呢？
但是该反对意见所依据的假设是否那样可靠呢？即使健康的成年劳动者是否总是能够生产出多于他所消费的东西呢？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确实会很高兴。但是我们应当记得，光是人的一双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必须既要有用来劳动的东西，又要有把他的劳动施加上去的东西。毫无疑问，只要质量尚可的土地还没有被占用，每个人一般都可以找到多于维持其生存所需的东西。因为绝对必需的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仅仅是一些种子，一把锄头和一把铁锹。但是，在整个土地成为私有财产之后，这种重要的自由资源已不再存在了。为了要依靠使用机器的行业来谋生，就必须有更多的以新材料和新工具的形态存在的资本。如果一个人当时既没有这些东西又不能借到它们，那末只有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那末，怎么可以如此肯定地假设整个国家拥有的固定资本，它的一切组成部分的数量，一定能够足以充分雇用该国的全体成年人呢？这个假设不仅在理论上毫无根据，而且我担心它同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的事实恰好相反。
我们不可能给推行预防性限制人口的适当限度提出一个总的规定，因为它必须按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况而定。在少数情况下，人口的增长看来几乎不需要任何限制，因为毫无控制的人口增长速度并没有使人感到不便。但是随着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和居住人口的日益增多，这样的地区每天都在减少。
即使在美利坚合众国，也只是在边远的殖民地区的人口才得以尽量发展。在阿利根尼斯河的西边，虽然增长的速度还是快的，但决不是可以尽量发展的了。在那些比较老的州里，由于已经出现了贫困和生活资料的匮乏，看来强制性限制已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作用。如果在殖民仅两个世纪而且还有许多土地远没有完全耕种的国家里，甚至在特拉华与萨斯奎哈纳河的两岸，也必需采取预防性限制的话，那末在更早以前就住满了人而且绝大部分土地也早已耕种的法国或者英国，该多么需要这种限制呀！甚至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虽然还没有因无数意外变故——从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变迁到时尚的突变——而引起大量工业人口失业，但是也已经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注意防止居民增加得太快了。如果英国不以比目前更大的范围实行预防性限制，那末那些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过的灾难必将随着工商业的增长而变得愈来愈可怕。商业上的每次变化，机器的每次改进以及萧条的每一次出现，使失业的人数和极端贫困的范围必将变得愈来愈大。人们不仅应当把这些综合性的弊病本身视为巨大的公共灾难，而且必须看到它势将危及自由政府。危及一般的财产权，甚至危及文明社会本身的存在。
我在这里必须重新提出一个已经涉及到的论题，这就是，即使人口的增加已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由此引起的工资增加也仍然受到工业生产力的限制。换句话说，一个人一天或一年劳动的收入不仅绝对不能超过在同一时期内他借助于一切其他财富源泉所生产的财富，而且正如我们所知，他的工资必须低于这个水平，因为总产值的一部分总是要用来补偿固定资本和提作利润的。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所能增加的工资也许比人们所设想的要少。
我们假设英国的毛利润率为10%,这一假设也许并不低于实际水平。还假定某个雇主把2,000镑用在某一个生产部门，其中的一半投于固定资本，其余一半则由按每人
20镑计算维持50个劳动者生活所需要的食物等构成。
如果产品在一年中制成，那末按上面的利润率计算将值2,200镑。这时，如果我们设想工资从每人20镑提高到22镑，那末该雇主的利润就得减少一半，即降低到
5%①。我们几乎不能设想比这还要低的利润率了。雇主的收入减少这么多却只能使每个劳动者的工资获得些小增加。有人也许会说：工资的增加一定会引起产品价格的相应提高。可是在论述价值这一问题时，我已经阐明这是不可能有的事。
这个例子可能给我们说明了，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中，增加工资的可能是非常有限的，其原因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变得愈来愈困难。如果劳动者的实际报酬仍保持相同，那末劳动者的收入在整个产品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变得愈来愈大，而剩余部分则变得愈来愈小，可是它是任何一种增加的唯一来源。这一点将在利润一章中详细说明。对工人来说，他是只要维持他本人的生活，还是不得不另外抚养一群不能自立的小孩子，当然会有很大差别。因此，比较小的家庭，由于减少了工资所供养的人口，同工资率的提高相比，更能减轻劳动阶级将来的痛苦。如果在年青、健康的时候有所储蓄，那末他们的境况也许是相当不错的。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中，一个体格健全的单身汉养活自己，一般没有多大困难（我说一般，因为在工业区易于发生急剧的变化，它常常使很多人暂时失去工作）。只是在子女增加、疾病缠身的时候，才会受到贫困重压下的痛苦。
但是我们应该记得，虽然欧洲很多地方的工资不大可能上升得很多，但是，即使并不受到人民的节俭所阻止，也没有下降的迹象。爱尔兰的劳动价①事实上，利润率还低于5%.
格比附近岛屿的低廉就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据。如果那里农民的习惯变得同蒙斯特的农民一样，就没有理由认为其结果也不应当是相同的。
这些论点为我们更明确地解决一个已经触及的问题作了准备，这个问题就是：健壮劳动者的迁移出境，或劳动时数的限制均可导致工资的提高。在这一类收入已经吞去了大部分总产量的国家里，如果认为通过移民的办法工资也许能大大提高，那是徒劳的。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不容许有这样一种提高。根据同一理由，在相同情况下，缩短通常的劳动时间对工资的提高也不可能有多大效果。但是如果因劳动供给的减少而阻止了工资的下降，那末它给广大人民带来的利益仍将是很大的，大概这就是全部好处了。确实，如果移居外国的人离开他们本国是因为他们不能得到充分就业，那末，十分明显，他们的离去必定有益地减轻了祖国尤其是贫困阶级的负担，因为这些阶级免除了许多有害的竞争。很明显，在工资很低的地区，移民产生的效果可能更大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增加应当有更多的余地。但是如果没有同时实行更普遍的预防性限制，这种利益只能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