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发展的初期，在只需要耕种最肥沃的土地的时候，一个人生产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他必要的消费量，因此劳动者通过对国民资本付出更多劳动所获得的东西很可能多于因竞争而失去的东西。但是在古老的欧洲诸国，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由于已有必要耕种劣等土地而使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总产量大大下降，结果雇用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占去了这么大的比例，以致剩余部分只占根小的比例。从而，每个人对社会公共储备的增加只能作出微小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相互之间的竞争所损失的东西超过了他们对国民资本付出更多劳动所取得的东西。因此，一部分劳动者迁移到别国，对其余的人来说应该是有利的。看来这样确实解决了以前提到的那种困难。
但我们必须看到，导致移民给那些留下来的人带来利益的这一原因本身，即农业收益的减少，同样也限制着这种利益。这一原因阻碍着工资的显着增长，因此移民主要起着阻止工资下降的作用。
在不同的国家中，对人口的不同限制所起的作用取决于特殊的自然环境，或者取决于特殊的心理状态。我们现在就来解释这两个条件。
我在前面说过，作为决定工资率的直接原因的劳动供给和需求的比例，一方面受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那些生产部门的生产力的调节，另一方面也为气候条件决定的生活方式以及为舆论所认可的劳动者生存必需的条件所调节。
所以上述生产部门的生产力、气候条件和社会舆论的状况是决定工资率的最终原因。第一个原因已经分析过了，只有后面两个原因尚待研究。
十分明显，人们最不可缺少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生活所在地的气候条件决定的。如果我们的注意不起出欧洲的范围，我们便可看到，例如意大利南部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与英国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有多大的差别了——忍受着伦敦的寒冷和浓雾侵袭的穷苦人和沐浴在那不勒斯的明媚阳光下半裸着身子做杂工的流浪汉，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有多大的差别呀！在一种情况下，劳动者需要房屋来抵御严寒的气候，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需要火、保暖的衣服和相对说来还算丰富的饮食，其中包括一部分肉类和酒。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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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内，几乎根本不需要什么住房。除了冬季的短短几个星期之外，更不需要取暖用的燃料，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件最简单的外衣。在夏天只需要一点冰块和通心面。人在必不可少的需要方面有如此大的差别，对人口的数量不可能不发生极大的影响。如果按英国资本的比例计算该国的劳动阶级的人口增加到象那不勒斯王国那么多，可以肯定，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足够维持生活的生活资料，在前一种情况下是不够的。这就必然会有很多人将因缺乏适当的营养、寒冷以及这些原因引起的疾病而死亡。因而，人口必将减少，一直减少到该国的流动资本按气候条件决定的更高的必要生活费用所能维持的数目为止。倘若在这种寒冷空气中生活的人，不去大力实行预防性限制的话，强制性限制必将代之而起。
不论以何种方式都必定会导致这一结果。某些国家的劳动人口数在维持他们①生活的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可能始终比另一些国家大，从而工资率就会更低。
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在良好气候条件下所需的生活费用比寒冷气候条件下需要的更少。由此可见，始终与国民财富的实际状况相一致的人口所能到达的极限，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世界各地的自然条件是不同的。
至于人口在这一不能逾越的界限之下可以增加到何种程度，则须取决于心理状况——取决于劳动阶级对于他们必要的生活水准的看法。在这方面，他们的要求愈高，人口可能变得愈加有限。如果一个人的愿望只是一间土屋和一点马铃薯，在他认为能够获得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结婚和生出十来个孩子！但是如果他向往着有一幢整洁的、粉刷好的小屋，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要穿体面的服装，要吃舒适的饭菜以及要有一只向周围散发着令人偷悦的热气的火炉，那末他就得省吃俭用以便他能获得这些舒适品，在此之前，他大概暂时不会建立家庭。因此，提高劳动阶级对生活必需品的想法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它是使预防性限制取代强制性限制的唯一途径——用减少出生的办法来代替随着各种疾苦而来的死亡人数的增加，是使人口保持在生活资料限度之内的唯一得策的办法。
有两种处世哲学：一种哲学的目的是要消灭我们的需求和限制我们的欲望；另一种哲学的目的是要扩大我们需求和欲望的范围，同时又指出满足需求和欲望的方法。一种劝诫世人要自满自足，另一种则宣扬能动性。前者叫人永远思考着愿望的空虚，达到这些愿望的艰难和失望的痛苦，甚至在追求的目的已经到手的时候，人类的一切享受仍具有无法满足的性质。它劝告我们要沉思冥想，用自满自足的眼光轻蔑地看待和怜悯尘世间追逐名利和权势的芸芸众生，并从中得到宽慰。①它和诗人在一起呼唤：
啊，可怜虫的精神，冥顽不灵的心！
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在黑暗的生活中，人们度过了他们极其短促的岁月。
竟然看不见自然为她自己，并不要求任何别的东西，除了使痛苦勿近，叫它离开肉体，除了要精神享受愉快的感觉，无忧无虑。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二卷另一方面，后一种哲学把新的目标提到了我们的面前来激发我们的欲①自从写了上面这些之后，我从政府文件中看到，最近20
年以来，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增加得非常快，已经增加了1/6以上——这种速度确实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要快得多。它的人口总数已高达600
万。如果考虑到它有限的领土，多山的自然条件以及居民很低的勤劳程度，那末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从1815年到年的20
年时间年，还发生过一次时疫，据称这次时疫除了正常的死亡之外，还夺去了15万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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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再没有什么更胜于守住宁静的高原，望，并且鼓励我们去努力争取。它详细叙述人的乐趣总是与积极的活动分不开的，哪怕这种追求在最后可能完全落空也罢；它认为倦怠总是伴随着缺乏有兴趣的工作，而野蛮状态和贫困则永远紧跟在懒惰的习惯之后。
虽然我并不否认前一种体系所特有的思想，在使人甘心顺从因不能满足的欲望被摧毁而引起徒劳无益的痛苦这种无法避免的命运方面，也许偶尔有一点用处，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如果人们普遍按照这种信条行事，那末世界将永远不可能从原始状态上升到文明社会。没有努力就不可能有改进，欲望熄灭就不会作出努力。这种体系可归结为这样一点，即它的目的是使人出于对不幸的恐惧而不敢去追求一切幸福。但是如果积极活动会有痛苦的话，那末懒惰也不能免除痛苦，因为无聊厌倦这种感觉来自长期的懒惰，这是一切痛苦中最难以忍受的一种痛苦。而另一方面，懒惰的乐趣却有限得多。约翰逊博士关于婚姻问题的说法正好适用于这两种对立的体系，他说：婚姻生活有很多痛苦，但是独身生活一点乐趣也没有。当然，应该允许别人有说句俏皮话的自由。
我们也许可称之为自满自足的这一哲学体系的盛行，尤其对现在我们谈论的劳动阶级来说，最为致命。他们的欲望越少，他们生活舒适的标准越低，人口的预防性限制越不能普及，从而即使在丰足的年景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也越大，而在荒年就会超出生活资料所能允许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