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快餐店出来，已经是中午一点多了。天色阴沉沉的，透骨的寒风呼呼乱吹，吹得人越发心烦意乱。哈大脑袋两口子真够心宽的，到现在一个电话也没有，都不关心一下孩子怎么样了、有没有被人趁天气糟糕拐跑了或绑架了。这要是在美国，他们俩肯定要进监狱。
　　上午的吃玩两次消费已经花去一百多块钱了。我正盘算着该不该把洋洋送到哈大脑袋的公务接待宴上，避免再多不必要的支出，兜里的蒙文手机又唱起了即将出嫁的《金良》姑娘。最近忙得都没有时间上网，没顾上把《牧人妈妈》换回来。
　　“（蒙语）春林，我是大表姐，我们一家要来呼和浩特打工，你有空的话接一下站，好吗？”电话那边可是已经出嫁的金莲表姐。
　　“（蒙语）我有空，接站没问题。你们到了吗？”我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不想冷落东北老家来的亲戚。
　　“（蒙语）火车已经进市区了，估计马上进站。本来说好让双喜的表哥过去接的，可是他现在进货忙不过来。我们第一次进城，没人领，怕迷路了。”双喜是金莲的丈夫，就是我的表姐夫，一个安分守己容易满足的庄稼汉，他怎么也想到城里打工了？
　　“（蒙语）那你们下车后跟着人群往出走吧，我马上过去，在出站口那儿接你们。”
　　应下表姐的请求，我转而向洋洋请求道：“好朋友，你现在着急回家吗？能不能跟我去一趟火车站？”
　　洋洋也学会交易了，套用我的口吻反过来胁迫我：“那我也有一个条件，改天你再陪我去吃麦当劳！”
　　“好吧，但是得由你爸掏钱！”
　　我为洋洋整理着装，带着他打车去呼和浩特火车站。作为首府形象的代表、城市文明的窗口，这个火车站周围的建设和管理水平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狭窄的断头路上大车小车玩命对峙，行人和自行车疯狂穿插；比室内篮球场大不了多少的站前广场被铁栅栏分割成一小块块的停车位和一细条条的行车道，进站出站的刘翔们飞奔跨栏，个个身轻如燕，步履如飞；广场边上垃圾满地无处下脚，烟蒂废纸和塑料袋，还有拉皮条的、卖切糕的、揽住宿和吃饭的，真可谓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我怕把哈大脑袋的命根子弄丢了，不管疼不疼，紧紧攥住洋洋小手，跌跌撞撞跑向出站口方向。
　　有一趟列车刚刚进站，汹涌的人流正集中兵力往出拱。大包小包的一拨又一拨男女操着淅沥哗啦的东部区蒙语嘻嘻哈哈走过去，女人们面黄肌瘦，男人们胡子拉碴，表面的乐观掩藏不住内心的惶恐不安和失落。若不是生活所迫，习惯于猫冬的人们谁还不愿意在冬天里如此千里迢迢地奔波呢？当擦肩而过时，我不无心疼地看看这些不认识的老乡们，不说一句话，却也默默送出千百句美好的祝福。
　　瘦骨嶙峋的金莲表姐左手牵着孩子、右手拎着旅行包出来了，木讷寡言的双喜表姐夫肩扛蓝白相间、鼓鼓囊囊的大编织袋跟在妻儿身后。我迎上前去，帮助双喜卸下沉重的行囊。几句寒暄过后，金莲表姐说要去铁路小区找那家亲戚，先安顿下来再做打算。想想也对，于是我领着他们跋山涉水来到站前广场南路口，排了半个小时的队，终于等到一辆出租车。司机看我们人多力量大，怕了，说不走。我一屁股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威胁他说：“你要是不走，我也赖着不下，你要是乖乖地走了，我兴许还加钱……”司机苦思冥想十分钟，最终还是答应了。
　　我抱着洋洋坐前面，金莲两口子带着孩子坐后排。我这个表外甥叫斯日古楞，和洋洋年纪差不多大，就是有点认生，逗他两句也不敢应话。我只好试着为两个大人免费当导游，用家乡话介绍路过的几条街道和建筑物。其实我对这座城市还不太熟悉，说得都云里雾里的，又总遭到洋洋抗议。洋洋可能是习惯了我说汉语，现在突然有了改变，他一时接受不了：“叔叔，我听不懂你说话！叔叔，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烦透了，不轻不重弹一下他的后脑勺，示意让他安静。
　　“叔叔，有人打你好朋友怎么办？”洋洋不服气，扭头问我说。
　　“那我也打他的好朋友！”小崽子又玩小心思，我岂能让他蒙了？得到这样一个答复，洋洋摇头晃脑，轱辘辘转了转眼睛，非常努力地理顺着好朋友的好朋友是谁这种复杂关系。
　　“啊？哦，那不好！”
　　我比小孩厉害多了，能一心二用，这边与四五岁的洋洋斗智斗勇，那边同时注意到四五岁的斯日古楞眨巴眨巴小眼睛，很不解地盯着洋洋的嘴看，似乎在想他说话怎么跟我不一样。跟我小时候一样，这孩子也一直生活在纯母语环境中，听不懂汉语再自然不过了。有意思的是，两个孩子，族群相同年龄相仿，本可以相无障碍相谈甚欢，只因为出身不一样，就被天然地分隔为互不相通的两个语言阵营。说实话，我并不担心斯日古楞听不懂汉语，来城里了他肯定学会的，而且很快就能学会；真正应该担心的是他现在年龄还小，呆上几年后，会不会变成另一个洋洋，彻底忘记了从老家带来的母语。
　　出租车把我们五人放到铁路小区门口，司机平静安详地笑纳了多于实际打表额的二十块钱，趁我没反悔，掉头便跑。我提提裤子，再帮着双喜提提那个巨大而沉重的编织袋。
　　铁路小区比铁路火车站更为激情，大院里就是个小型农村集市，卖肉的、卖菜的、卖干果的，形形色色行色匆匆。残阳如血，北风如刀，新城市农民们的黄脸蛋都被冻得红彤彤的，有如劣质墙皮一般，稍不留神就会脱落掉下来。我们艰难地穿梭在人群中，迎头驶来一辆电动小三轮，不偏不倚地拦住我们去路。拦者正是双喜表姐夫的表哥。他旁若无人地高声说话，把双喜一家的行囊物品全部装上三轮车的小车斗，带着我们五人走回了自己租住的家中。
　　我先前没见过这位大表哥，听金莲表姐边走边介绍才知道，他叫嘎日布，三十五岁上下，三年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辗转多地最终来到呼和浩特，然后就把老婆孩子都接了过来，现在以制售东北黏豆包和素合子为生，主要活动范围就在这个铁路小区里。双喜和金莲就是奔着他来的。
　　铁路小区里有一大片破败居民楼，嘎日布的租住屋就在其中最破最烂的一栋。刚进屋，一股超凡脱俗的酸臭味儿扑面而来。我本能地摒住呼吸，缓缓闭上双眼，暗暗保护自己的内脏器官不受侵害，洋洋却很夸张地连连摇头大呼道：“太臭了！臭死人了！”嘎日布面露窘色，带着抱歉的眼神看看我们。女主人特别勤快，跟客人没说两句话就挽起黑糊糊的袖子，开始张罗着洗菜做饭。我跟嘎日布客气道：“（蒙语）表哥，今天我就不吃饭了，马上走，等下次来了再好好聊！”
　　嘎日布不肯，坚持让我留下：“（蒙语）都是亲戚，不用客气！金莲来之前我还不知道咱们亲戚当中有你这样的大记者，现在妥了，都认识了。今天咱们就多喝两盅，哥哥以后肯定会麻烦你……”
　　嘎日布倒是实在，说话理直气壮的，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可我感到万分为难。什么大记者，说白了就是给公家打短工的。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还有能力帮助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