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水珠》中则是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被河水掏空，根须婆娑的河岸，浮荡在河面上的白蒙蒙的水汽，森林中的霉味，腐烂的枯木，贪婪的蚊虫，突然惊飞的怪鸟，“月亮像一条银鳞斑斓的鱼在树梢头闪耀了一下，轻轻触及云杉的尖顶，就落向沿河的林带深处，再也没有跃起来”，“一滴椭圆形的露珠，饱满凝重，垂挂在纤长瘦削的柳叶的尖梢上，重力引它下坠，它凝敛不动，像是害怕自己的坠落会毁坏这个世界。我也凝然不动了。”作者触景生情，又引发出大段有关生命、欢乐与忧伤的感慨。从叙事到诗意的抒情，对生命感悟的自白性倾诉，作者不让自我深潜在人物、事件和景象的①见《苏联作家谈创作》。
底层，而是让它浮现出来，有时甚至直接以第二人称同读者交谈起来，这种自白性、自传性同抒情性融为一体，使小说具有了诗的特质。
与此相关的是作品中回荡涌动的道德激情，阿斯塔菲耶夫认为文学家的使命就在于理解和肯定人性中的善，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睦相处，所以他的注意力始终在于揭示人的行为的“内在的道德含义”。在他笔下，对大自然无情者必然是丧失人性者，掠夺和践踏自然者必遭惩罚。《鱼王》中的伊格纳齐伊奇受到“鱼王”报复，几乎丧命，《在黄金暗礁附近》中的哥曼多尔失去了心爱的女儿，都因为他们为贪欲支使，常年在河中狂捕滥捞。《白色群山的梦》中的大学生盖尔采夫以极端利己的态度对待自然和女人，恣意蹂躏，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躺在河边，沙土埋到腰际，喉咙被咬断，面目全非。“内里被吃空了的嘴巴尽里边有一颗锃亮的的钢牙在闪闪发亮眼眶里已空无一物，现在结了一层白森森的蛛网。”得到作者赞许的往往是那些无视功利，只求精神价值，以爱心与同情心与自然相处的小人物。
人物非英雄化，但又不同于欧美文学中的“反英雄”，他们是新的“自然人”，他们对技术进步、社会发展的后果都心存疑虑，但从不怀疑人性道德的原则，从不放弃人道主义的价值标准。所以在阿斯塔菲耶夫的作品中，象征主义、自然主义、意识流等方法随处可见，非英雄、非情节的倾向显而易见，但是他的作品却依然是风格独具的苏联文学。
6.叶甫图什科与“响派”诗歌“响派”，或译作“大声疾呼派”是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诗歌领域一个声势浩大的流派。其社会历史背景是苏共20大以后政治环境的宽松和思想文化的活跃。“响派”诗歌大都是政治抒情诗，诗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他们往往大刀阔斧地揭露、抨击、批判或者满腔热忱地讴歌或鼓动，所涉及的总是有关国家、社会、民族的大题目。他们自以为担负着警顽启愚，激浊扬清，阐发真理的重任，因而每有新作，总是不甘独享，或借游艺舞台、广播电视朗诵，或在群众集会、街头巷尾传播。这种表达方式与目的明确、倾向强烈的思想内容互为表里，极有鼓动性。“响派”诗人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是苏维埃国家形象，他们充满了自信与英雄气概。叶甫图什科宣布：“我们将成为伟人，”女诗人卡扎科娃称，女孩子之所以要做个诗人，就是决心大干一场，“圣女贞德就是这样跨上战马，就是这样走向刑场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沃兹涅先斯基、阿赫马杜林娜、弗尔索夫、弗拉基米尔·齐宾等人也是豪情万丈、笔底生风的“响派”诗人。
“响派”诗歌以其强烈的社会意义和“大声疾呼”式的表达方式而产生①了广泛的影响，甚至使“平常不读诗的人也关心起诗歌来了”。可算是文学艺术社会教育作用的一次卓越体现。
叶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叶甫图什科叶甫图什科（1933—）成为响派诗歌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绝非偶然。
他似乎生性不甘寂莫，不喜欢偏安一隅，旺盛的生命，每到一处总要纵情朗诵自己的诗作；他的诗数量巨像，同辈诗人中无出其右者；他的诗销量惊人，印数十几万的诗集往往刚刚面市就被抢购一空；他的诗视野辽阔，包罗万象，①特瓦尔多夫斯：《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的诗歌创作》。
题材极广；他写诗、译诗、论诗、也写小说，已出中篇《阿尔达比奥拉》（1981），长篇《浆果之乡》（1981），还有两部电影剧本；他还是满不错的电影演员，他主演的影片《起飞》在1979年第十一届莫斯科电影节上获银质奖，影片《幼儿园》则由他自编自导自演；他又是摄影师，莫斯科、伦敦等近10座城市举办过他的摄影作品展。
叶甫图什科的诗，有一大批是政论性的，自我剖析、自我表白的抒情诗和爱情诗也为数不少。这些诗的显着特征是直抒胸臆，甚至大声疾呼，决无柔肠百结，缠绵绯恻的情状。他呼吁“把所有那些陈年积垢/扫除/干净。让/清新气息把所有这一切/全都/简单而迅速地/予以肃清。”他笔下的年青人总是意气风发，他们“没有拐弯抹角的谈话”。在女大学生那里也总是见到“傲慢的、宣判式高谈阔论”，他献给一代精英的是你们一定要经住考验。
你们要放声歌唱，阳光下眯缝起眼睛，迎着痛苦的灾难为勇敢祝福，为战斗祝福！
至于他本人，下面这节诗作了表白：
请把我当做一名号手！
我将吹起进攻的号角，决不会走调，可如果气接不上，我就会把军号换成步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