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要问题是：律师在推动案子的进展方面到底做了多少实际工作？律师住了嘴，给K一个讲话的机会，他或许已觉察到，K比往常更咄咄逼人；他看见K仍旧一言不发，便问道：“你今晚到这儿来，有什么特殊事情吗？”“是的，”K说，他伸出一只手，遮住烛光，以便把律师看得更清楚些。“我来告诉你，从今天起，我不需要你过问我的案子了。”“我没听错吧？”律师问道，他一只手撑在枕头上，微微欠起身来。“我希望你没听错，”K说，他坐得笔直，似乎处于戒备状态。“好吧，咱们可以围绕着这个设想商量一下，”律师停了一会儿说。“这不是设想，而是事实，”K说。“就算是吧，”律师说，“不过咱们用不着这么匆忙。”他用“咱们”这个词，好像不想让K离开他，如果实在不能当K的正式代理人，至少可以给K出几个主意嘛。“这不是一个匆忙作出的决定，”K说；他慢慢站起来，退到椅子后面，“我是深思熟虑过的，也许考虑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这是我的最后决定。”“既然这样，请允许我发表一点看法，”律师说，他踢开鸭绒被，坐在床沿上。他的腿上稀稀地长着白色的汗毛，他由于没穿裤子而冷得直发抖。他请K把沙发上的毛毯递给他。K拿起毯子说：“你没有必要这么冻着。”“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律师说，他把被子技在肩上，用毯子裹着腿，“你叔叔是我的朋友，我也慢慢喜欢上了你。
我公开承认这点，没什么可难为情的。”K不愿意听这个老头抒发感情，因为这就迫使他不能不把话讲得更明白一些，而他则想避免这么做；另外，他自己承认，律师的话虽然丝毫不能影响他的决定，但也使他很尴尬。“我感谢你的友好态度，”他说，“你竭尽全力，做了你认为对我有利的事，对此我表示欣赏。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慢慢懂得了，光有你的努力是不够的。我当然不应该试图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一个比我年长得多、有经验得多的人；如果我无意中似乎正在这样做，那就请你原谅我，可是——用你的话来说——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我相信，在我的案子中，应该采取比迄今为止强有力得多的措施。”“我理解你，”律师说，“你感到不耐烦了。”“我没有不耐烦，”K说，他有点恼火，因此不那么注意酌字斟句了，“我第一次跟叔叔一起来拜访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发现，我并不把我的案子当作一码事；如果别人不强迫我想起它，可以说，我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我叔叔坚持要我聘请你做我的代理人；我这么做了，为的是使他高兴。从那时起，我当然希望，这件案子在我心头的压力会减轻一些，因为聘请律师的目的就是要把压力匀一点给律师。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自从我聘请你做我的代理人以后，这件案子反而使我更加苦恼了。我独自一人时，什么事也不想干，但我几乎毫无忧虑；而请了律师后，我觉得条件已经齐备，只等发生一件什么事了。我日以继夜地等着你的干预，等得我心焦如焚；但你却什么事情也没做。我承认，你给我提供了许多有关法院的情况，这些情况在别处也许是听不到的。
可是这种帮助对我来讲远为不够，要知道案子正折磨着我，刺痛着我的心。”K把椅子推到一边，直挺挺地站着，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当一个人的活动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律师压低声音、心平气和地说，“就不会出现什么真正新鲜的东西了。我的委托人中，不知有多少也像你这样，当案子到了一定程度后，就到我这里来，站在我面前，脑子里转着同样的念头，嘴里说出同样的话！”“好吧！”K说，“这么说来，他们也和我一样是事出有因的。这并不能反驳我的论点。”“我不想反驳你的论点，”律师说，“我只想补充一句，我希望你比其他人理智一些，尤其是因为关于法院的活动以及我自己的做法，我对你讲的要比我通常对一般委托人讲的多得多。而我现在却不得不看到，尽管这样，你却对我不够信任。你没有为我创造方便条件。”律师真会在K面前低声下气！他丝毫不考虑自己的职业尊严；在这种时候，职业尊严最容易受到损害。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人们的印象符合事实的话，他是一位阔绰的律师，登门求助的人很多；对他来说，失去K这么一位委托人，失去K的酬金，算不了什么。何况他身体有病，自己应该想到，少接受几个委托人是明智的。可是，他却紧紧抓住K不放！为什么？是因为他和K的叔叔有私人交情吗？还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该案很特殊，他可以借为K辩护或通过讨好法院里的朋友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呢？后面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K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可是却发现不了任何迹象。人们几乎可以认为，律师故意装出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看看他的话会引起什么效果。然而，律师显然把K的沉默作了太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因为他接着说：“你大约已经发现，我的办公室虽然很大，但是我却不在助手。
前几年可不是这样，那时有几位学法律的年轻学生在我这里工作；不过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作了这种变革，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我的业务活动的变化，因为我渐渐地只过问像你这样案子了；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我心中逐渐形成和巩固的一种信念。我发现，我不能把过问这些案件的责任委托给其他人，否则肯定会使我的委托人蒙受不白之冤，使我已经着手做的事情冒失败的危险。但是，我决定把这种类型的案子全部接受下来以后，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这样的后果：我只好拒绝接受大部分委托给我的案子，只接受那些跟我有密切关系的案子。我可以告诉你，就在我家附近便有不少可怜虫，不管我给他们介绍哪个蹩脚的律师，他们都会急忙找上门去的。由于工作过度紧张，我的身体搞垮了。不过我并不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我也许应该更果断一些，接受的案子更少一些。我应该专心致志地过问我所接受的那些案子，这种做法经证明是必要的，是有道理的。我有一次曾经读到过一篇出色的文章，介绍两类律师的区别：一类律师只过问一般法律权益问题，另一类律师过问像你们这样的案子。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手里拿着一条细线，牵着他的委托人走，一直到判决作出为止；后者则从一开始就把委托人扛在肩上，背着他走，从不把他放下，一直背到作出判决，甚至背到判决以后。确实如此。
但是，如果说我挑起这么重的一付担子而从来也不后悔，那也不大符合事实。比如说，在你的案子中，我的努力完全遭到误解了；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感到有一点后悔。”这番话并没有使K心悦诚眼，只是使他更加不耐烦了。律师讲话的口气提醒他，要是他让步的话，会面临什么后果：以前的那些规劝又会重复一遍，律师将再次介绍申诉书的进展情况和某些法官的谦恭温和态度，还会劝他别忘记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巨大困难——总之，那套陈词滥调又会搬出来，目的在于用虚幻的希望哄他，或者用同样虚幻的威胁折磨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应该到此止步，永远终结。于是他说道：“如果我仍旧请你做我的代理人，你打算在我的案子中再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律师对这个挑衅性的问题居然也逆来顺受，他回答道：“我将继续采取我已经采取的那些措施。”“我早就料到了，”K说，“好吧，再谈下去等于浪费时间。”“我将再试一试，”律师说，好像有过错的是K,而不是他自己。“我有这么一个感觉：你在评价我的能力时大错特错了，你的一般表现也不对头，这都是由于你虽然是个被告，却受了太好的待遇的缘故。换句话说，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对你疏忽了，这是表面上的疏忽。
当然，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被告戴上镣铐往往比逍遥法外更感到安全。不过，我得让你瞧瞧，其他被告得到的是什么待遇，你也许能从中学到点东西。我现在就把勃洛克叫来；你最好去把门打开，然后坐在这儿，坐在床头柜旁边。”“好吧，”K说，他执行了这些指示，他一贯愿意学点东西。然而，为了慎重起见，他又问了一句：“你知道我要解聘你吗？”“知道，”律师说，“不过你如果想改变主意的话，还来得及。”他重新躺到床上，盖上毯子，一直盖到下巴上，然后转过身去，脸朝墙躺着。接着他按了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