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这伤心的消息使他转向了佛教？他放弃了天主教的礼拜，去“参拜一座大宝塔”，而且这不是他最后的一次。肯定是他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好奇心促使他做出这样的举动，他甚至参加了一个中国养子朱斯特·王的婚礼。而这次经历使他有机会写岀关于中国传统婚礼怎样进行的文章，作为真正的历史见证发表在一个法国刊物上。他对于这类仪式的兴趣使他更接近民众，他不断发现民众的价值，同时学会将所谓的欧洲文化优越相对化：“其实是我们错了，我们不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问题，而企图用我们的方式来裁判他们，我们双方并非用同样的尺寸衡量事物。”
相反，儒勒疏远的正是军事活动。当他离开汉口去天津，他情不自禁地揭露他所在团的“混乱”，并发了几次脾气。在那个时代，他的批评不足为奇。这是与欧洲前线堑壕里发出更激烈更绝望的批评相呼应的。最初那种建立在对法国武力盲目信任上的“枪杆的花朵”的沸腾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明白法军绝没有准备好这样的对抗，兵员不足应付任务。
至于中国的局势，虽然在欧洲局外，但仍然让人忧虑。年初颁布的新法保证袁世凯的终身权力，让儒勒有机会来讲一则他喜欢的轶闻。袁世凯成为中国新王朝皇帝的愿望眼看要实现，但是同儒勒一样，他的这一年也并不如意料。
汉口，1915年1月18日亲爱的妈妈：我温柔而坚决地埋怨你。我今晨收到你12月17日的来信。你有勇气，但容我说你不妥当，将这件我最应该了解的事情瞒了三个月。你以为这样做会对我好些，其实你没想过，这远不能让我平静，反而这是一种让我生活在持久忧虑中的好办法。只要一想到也许你没有把你和他遭遇的一切都告诉我，我心就不安。我已经够担心你了，不用你用这些无用的小谎言来增添更多的担心。我请求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无论你们有什么事情，都要坦诚告诉我。如果你爱我还不足以与我分享伤痛，那你向谁去诉说？我总以为我们是无所不谈的，当我亲爱的妈妈有了伤心事，她会告诉她的大儿子，同样，当儿子想哭的时候会依靠妈妈的肩膀。我是个男人，但我能懂女人的心，而且我敢说，既然我是你的作品，我值得你敞开胸怀。别让我去看“通告”式的信，像战况报道，你的信告诉我的连我想知道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那是怎样的脑部问题？还有希望吗？我们应当小心什么？什么时候发作的？我们的病人住在哪所疗养院？谁照顾他？
而你，亲爱的妈妈，你怎样了？你需要点什么？物质生活怎样？我从未问过这些细节，以为如果你想让我知道会自己告诉我。如今我有权利也有义务了解，如果疾病使父亲无法照顾母亲，儿子应该接替这荣誉。你已经知道我目前的收入可以毫不拮据地应付两份支出，我的钱不会有比这更好的用途，如果你说“我需要”，没有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事情了。
第三部分：1913~1926：成熟岁月1913~1926：成熟岁月汉口，1915年
2月4日星期六，我们庆祝颁布共和国总统选举的新法。这选举真奇怪！选举团的一百名成员，由两院各选出一半，其中一院是政府任命，另一院由政府支配。这一百名成员从四名候选人中进行推选，一个是前总统，另三个可能是前总统指定的候选人。前总统指定候选选人的过程是这样的：将三个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羊皮纸上，再将这张羊皮纸将封在一个金柜子里。金柜子放在一间砖砌的房间里。对房间和钥匙还有一系列支配措施，就像一部连载小说！当然，总统写下的人要么是自己人，他们会拒绝给予他们的荣誉；要么是自己儿子，儿子不会拒绝；要么就是大家都不可接受的人。所以现在就可以确定，他，还有他的后世子孙，拥有永远的权力！
汉口，1915年
3月1日昨天是正月15，在菩萨像前烧掉写着符咒的黄纸，人们就能从菩萨那里得到想要的一切。由可爱的马克领着，我去参拜了汉阳的一座大宝塔。大宝塔里大约有二百个和尚，或许还有三四百尊者像。只是，我的虔诚没有得到回报，我这一年注定要受穷。原因是我的帽子掉在地上，还没等到我捡起来，就有个女人跨了过去。如果我先将帽子戴到那女人头上，再戴回自己头上，就能避免坏运气，而且我肯定会发财。只是我不知道这一点，立刻将帽子戴回头上，这让在场的中国人都很高兴。多好的故事！我要结束信了，因为不想说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汉口，1915年
5月19日亲爱的妈妈：今天是大日子什么大日子？今天碰巧有两个人会去屠氏夫妇家，她们会戴点手镯戒指一类的装饰物，还有一张写着朱斯特·王的姓名年龄的红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