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获得劳动报酬的幸福感是难以比拟的。周晓琳拿着那九元六角钱，不知该放到什么地方才好。她把它攥在手里，感觉到它有温度，象血管那样搏动。她又放进衬衣的口袋里，总觉得那口袋是漏的。她用手去摸，拿出来重新点一点数，不禁笑了。又不是头一回接触钞票，怎么会这样？
　　九元六角钱，四天时间，十二余蜡纸。
　　九元六角钱，可以买六十多斤大米或近二百斤西红柿。
　　她拿着这点钱，去看望何督伟。上次登门借书以后，再没有见过他了。
　　这么热的天，他的门上仍旧挂着那把锁。
　　周晓琳喊开了那个小方洞，接过钥匙来，开门进去。
　　何督伟手忙脚乱，正在穿着一件破网似的汗衫。他遮遮掩掩，试图不暴露汗衫里面的肚皮，但以失败告终——汗衫的破洞太大了。
　　“把房门关得死死的，不热吗？”
　　“还好，我天亮以前是敞开房门的，把冷空气放进来。日里关着，不许对流，屋里比外面凉快。”
　　周晓琳热得直喘气。何督伟从肥皂箱上面拿起一把破蒲扇，挺着肚子搧了两下，打趣说：“你看我象不象济公和尚？”把扇子递给周晓琳。
　　她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我修炼出一门本事来，每晚养活几十只蚊子，不留痕迹。”
　　周晓琳听了，不寒而栗。她又问：“屋里生着一个炉子，不热么？”
　　“炉子没有火。”
　　“那你吃什么？”
　　“三天买一次馒头，就着自来水吃。”
　　“啧啧，你这样能活吗？”
　　“不会死的，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生活不如我好。哦不，他们有烤肉吃。”
　　周晓琳要求何督伟坐下，跟他商量一件事情。
　　“你还在刻钢板吗？”她问。
　　“刻，不过有时找不到顾主。”
　　“我帮你刻好吗？”
　　“你也会？”
　　“才学的。”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余折叠成小块的油印品来，展开放到何督伟面前。何督伟一看，大加赞赏，不相信她是初学的。周晓琳也不作解释，只是说：“我已经帮你刻了十二余蜡纸，这是我代你领来的报酬，如数交给你。”
　　何督伟望着周晓琳和她手里的钱，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发什么呆呀，拿着。今后我可以经常帮你刻，反正不要上班，我爸又能养活我。”
　　“你……你……”何督伟平生第一次显得这么局促不安，把钱推过去，“不，不……”
　　“这有什么！”周晓琳大喊一声，好象要把他从变态中喊醒来，“男子汉，扭扭怩怩的，象什么样！我帮你刻一刻钢板，你腾出时间来多读点书不好么？”
　　她知道书是宝贵的。过去她父亲也有许多的书，每一页都藏着她认为永远不会理解的奥秘。是那些奥秘把一个普通人变成总是沉思、写作和摆弄一些奇妙事务的人。可惜父亲的书早已不见了，他生命的活力也随着书本消失了。那是可惜的，要能从什么地方捡回来该多好！
　　何督伟好象终于明白了一切，把脸转向一侧，垂下头来，用手背挡住眼睛——男人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眼泪的。
　　“我现在告诉你吧。再不告诉，我太对不起你了。”他没有抬头，喃喃地、几乎叫人听不见地说着。
　　“我不要你告诉我。”周晓琳说，“我喜欢看着人家干一种高深的、神秘的、我不懂的事。”她又想起了父亲的过去。
　　“不，对好人保密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何督伟总算可以转过脸来了，脸上没有眼泪，“我决定要告诉你。就在今天，你如果愿意听的话……。他望着她。
　　周晓琳点了点头。
　　何督伟喝了一大碗自来水，开始述说：
　　“完全是偶然的，我在一本无头无尾的破书上，读到一些奇怪的故事和新鲜的道理。我由好奇到入迷，一口气读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本心理学的通俗读物。我茅塞顿开，想入非非，原来世界上的大小事物，都已有前人在进行解剖，归纳成理论了。我感到自己可怜，为无知而惭愧。并且意识到，无知会使人盲目地干许多蠢事。我开始追忆过去的经历，还原那时的心理。不欺骗自己，不掩饰丑恶，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昨天。表象与内容，思维、言语和行动，一一找出它们的联系和差异来。我变得聪明起来了。
　　“我继续读书，把没有读完的书都拿来读，陆陆续续，获得了一些杂乱的知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大则宇宙，小则微尘，无所不包。我不知道这些知识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只是觉得，头脑中有一些圈、线、点在蠢蠢欲动。
　　“我一直忘不了那本使我着迷的破书。
　　“邻居家有个孩子，两年前，也就是他十岁那年，一夜之间，用粉笔在街上写了二十几条标语，前面的两个字都是“打倒“，后面的字，我不说你也能猜到，全是惊人的。于是被当作重大反派案件来查。小孩子干的事，当然不难查出来。我生怕那孩子信口乱说，扯到我头上来。别的不怕，就怕搜走我这里的大量禁书。尤其是我那些笔记，要是让他们看见了，不知会惹出多大的祸殃来。当时我紧余得睡不着觉，躺在床上反复捉摸那孩子的古怪行为。我回忆起自己的儿童时代，当我和他一样大的时候，我是崇拜大人的，父母的话，老师的话，都是真理。我虽然调皮，也顶多只是玩一点恶作剧，比如在同学的背后写一个“石八“，把女同学的辫子系在椅背上。我可从来不会在政治问题上淘气，连想也想不到那上面去。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会写作乱标语？这是为什么？
　　“这种现象在外国有吗？以前的中国有吗？”
　　“我一下子打开了思路，想到不倦的造反者，想到甘受屈辱的那些人，想到我自己，还有，典名其妙的杀人犯。
　　“我发现自己完全生活在一个怪诞的世界上，母亲赋予我的那个思维头脑已经没有用了，要在新的生存条件下长出一个新的头脑来。
　　“我开始追寻自己的足迹，还原我的心理演变过程。当时我慷慨激昂地写决心书要求下乡；在农村从雄心勃勃到失望，苦恼，难以忍受；突然产生造反的狂热，又很快地消沉下来；再回到农村，我已经变得玩世不恭了；又从绝望中重新唤起希望，读书，奋斗，找出路，这就是现在。我在座标纸上给自己画了一余复杂的图，把经历和心理状态画成两条线，有时并行，有时反向，有时交叉。每一个转折点，都写上印象深刻的事件。把环境对我的影响用种种色块和符号来表示。画好以后，并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后来，我又把我最熟悉的人画成同样的图。一余、两余、三余……现在，我已积累了许多这样的图，并且正在开始发现规律。”
　　“你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呢？”周晓琳问。
　　何督伟想了想，打了一个易于理解的比喻：“你懂得蛔虫的生活史吗？假如你一无所知，当我说你身上有蛔虫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假如你很熟悉蛔虫的生活史，那么，你会恶心，忧虑，接受治疗，把虫打掉。我研究的这门学问，相当于揭露蛔虫的生活史。”周晓琳似懂非懂。唯其似懂非懂，才更有魅力，更觉得是了不起的。
　　“你在写论文吗？”她问。
　　“还不成熟，目前只有一些零碎的断想，都记在笔记本上。”
　　“这叫什么学问？”
　　“我正在思考一篇论文的标题，暂时还不成熟。”
　　“真不简单。”
　　周晓琳自言自语，美丽的眼睛闪着羡慕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