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兰从春秀家出来，感到很满足。他曾打过阿桃的主意，被阿桃羞辱、戏弄了一番，还成全了阿桃做图书管理员的愿望。真是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他知道自己没有福气吃到这块天鹅肉。春秀虽然无法与阿桃相比，但是比母大虫要漂亮百倍，如果能与春秀一起过完下半辈子，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想到这里，他迫不急待地写了一份离婚申请书。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把离婚申请交到街政府民政科，而是先假意要求与母大虫合好，要母大虫搬回东郊来住。母大虫被黎兰整怕了，怎么都不肯回东郊，黎兰的儿子也要母大虫给他带孩子，不同意母亲回去。这样，正中黎兰下怀。他装出苦脑、郁闷的样子，到处说希望与母大虫合好，而母大虫坚决不同意的事。另一方面，他怕春秀误解，偷偷地告诉她说要求和解是假的，是他用的计策。他拿出离婚申请书给春秀看，要她安心待些时候。
　　黎兰看看舆论造得差不多了，就将申请书交到了民政科，民政科经过调解无效，同意了他们离婚。直到后来黎兰和姚春秀结婚了，母大虫才知道自己中了黎兰的奸计。黎兰要和姚春秀结婚时，李小龙向黎兰提出两个条件：一是黎兰要保证退休后让自己顶职，二是自己的姓名都不改。黎兰对这两个条件，眼睛也没眨一下就同意了。
　　八零年夏天，吴铮父母已经退休，晓倩将儿子、女儿带回江城看望两家老人。并把已经十三岁多的儿子春阳留在江城上中学。吴铮因工作繁忙不能回家探亲。
　　〈二〉奋起的孤女
　　七七年后，政治斗争的弦不再象以前那样绷得紧紧的，不再用那种“阶级斗争松一松，阶级敌人攻一攻”的眼光来看人、看事物。不再动辄就上纲上线的批判这批判那。人们的身心都感到轻松了许多。顾忌少了，人的胆子就大起来。阿桃每次回上海探亲，都会利用别人要她代买羊毛衫的机会，夹带一些自己编织的羊毛衫让人挑选。她织的毛衣，价格与市场上同等质量的羊毛衫相同。
　　结果，阿桃的毛衣销得更快。有人为了能买到阿桃织的毛衣，愿意多出几块钱。以后，阿桃每次带毛衣回厂，都遂渐增加自己编织的毛衣卖给别人。这样，阿桃用自己的劳动、才技积累了一些资金。当初黎兰看见那么多人找阿桃代买毛衣，心里就很不舒服。但是，阿桃在代购中并没有获利，他无话可说。后来，当她知道阿桃在卖自己编织的毛衣时，便来劲了。他向工会主席反映阿桃在搞资本主义，利用织毛衣非法牟利。工会主席说：“这事我知道。她用自己的劳动编织毛衣出售，而且又不是利用上班时间干私活。我们没有理由干涉她。而难能可贵的是，她工资不高，每年给她母亲治病，给生活费负担较重，她的生活比较困难。但是，每次给她评困难补助，她都拒绝了。她能用业余时间，用自己的劳动挣点钱给母亲治病，这有什么不好呢？”
　　工会主席揶揄地说：“黎主席，你真左得可爱啊！”说得黎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气得咬牙切齿，一肚子气。工会的职工背后都叫他“左”付主席。当黎兰和姚春秀结婚时，春秀说阿桃买的羊毛衫真好看，非要黎兰去找阿桃买一件。黎兰怕丢面子，不肯去。春秀说：“什么时候我穿上羊毛衫，我就什么时候跟你结婚。”
　　黎兰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去找阿桃。阿桃见黎兰来了，以为他又来找岔子，冷冷的说：“黎主席，是不是我又犯了什么路线错误？”
　　黎兰连忙说：“不不，阿桃别误会。过去的事别提了，我很抱歉。”
　　他又诚恳地说：“阿桃，我——我求你一件事，能不能把羊毛衫卖一件我，我有急用。”
　　阿桃看见黎兰认真、诚恳的态度，知道他没有恶意，也认真的说：“我已经没有羊毛衫了，我买来的羊毛衫都是别人预先定好的，现在全完了。”
　　黎兰失望地叹了口气，正准备离去，阿桃看见黎兰着急的样子，便问：“黎主席，你为什么急着要毛衫呢？”
　　黎兰说了春秀的要求，他说这事让他很为难，一时到哪里去找上海羊毛衫呢？阿桃心想：不管以前怎么讨厌他，现在他有困难，还是应该帮帮他。她对黎兰说：“别着急，我想法给你弄一件。”
　　黎兰千恩万谢地走了。阿桃见过春秀，她估量着春秀的身材，用上好的毛线，花了五个晚上的时间，赶着为春秀织了一件非常好看，又很合身的毛衣，送给春秀作为她的结婚礼物。黎兰和春秀感动得五体投地。黎兰一个劲地对阿桃说自己以前的不对，很惭愧，请阿桃原谅。厂里了解这事的人，都称赞阿桃宽宏大量，心地善良。
　　七八年冬，寒潮突袭上海滩，上海市气温骤降至零度以下。阿桃的母亲已六十多岁的人了，经受不住这突然的袭击，哮喘病猛然加重，住进了医院。阿桃接到电报后，立即告假回到上海，精心照顾母亲。她拿出自己的积蓄，挽救了母亲的生命。在家的这段日子里，她一边照顾母亲，一边不停地编织毛衣。等到母亲康复时，阿桃在近二个月的时间里，编织了十多件毛衣，并在上海请人代卖，获得者了第一笔较为可观的收入。加上这几年的积蓄，除了部分交付母亲的医疗费用外，还有一笔钱。她用这些钱买了一台毛线编织机。经过在销售单位几天培训，心灵手巧的阿桃就掌握了编织机的操作技术。
　　刚开始，她一天只能在编织机上摇出一、二件毛衣，过不了几天，她一天就可以摇出四、五件了。效率之高，让阿桃欣喜不已。*结束后，工会图书室比较忙，在阿桃请假这段日子里，工会临时调来一位女工管理图书。在这段时间里，阿桃编织出的羊毛衫赚回的钱，高于自己工次数倍。这让阿桃萌生了辞去公职，回家专心编织羊毛衫。这样既可以照顾好母亲，又能多赚点钱给母亲看病。阿桃想：父亲去世后，是母亲拖着多病的身子，靠日夜粘纸盒的微薄收入来养活自己、供自己上学读书。参加工作后，不久又去了三线，丢下母亲无人照顾。现在母亲已到晚年，身体更加虚弱，自己再不尽点孝心，让妈妈过几天舒心的日子，怎么对得起生我养我、辛劳一生的母亲。
　　七八年底，阿桃回厂向工会主席讲了母亲的病情离不开自己的照顾，而自己也想专心编织羊毛衫，多赚点钱给母亲治病和让她生活过得好一点，愉快地渡过晚年。工会主席一向都很同情阿桃，为了母亲，她希望能回上海去。每年往返上海、江城两地数次，花去她每年的工资积蓄，自己也不安定，快四十岁的人了，还没有结婚。当阿桃提出想辞职回上海时，他理解阿桃的心情。但是，对阿桃辞去公职感到惋惜。当时人们对中国未来的形势还琢磨不透，个体劳动者盈利是否合法？谁也拿不准。所以辞去公职干个体经营有很大的风险。工会主席对阿桃说：“你不要轻率地辞去公职，这毕竟是你今后生活的保障。如果你母亲的病情确实离不开你，你还是先请一段时间的假，以后你确实能够保障自己能生活下去，再考虑其他事情也不迟。”
　　阿桃对领导的关心非常感激，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就再次向工会请了长假，回到上海，开始了她创业的艰苦历程。因为阿桃是个体家庭生产，羊毛衫的产量有限，难以自己开业销售。她就把编织好的毛衣送到小摊铺商贩代销。由于阿桃的羊毛衫质量好，式样新颖美观，商贩们都愿意代销。小贩子们对阿桃说：如果你要现钱，那就用较低的价格卖给我们。如果是代销，价钱由你定，我们每件收10%的代销费，而且还得货卖完后付款。由于直接将货卖给商贩价格太低，自己利润太少，完全是在为他们打工。
　　阿桃决定采取代销的方式，这样自己资金周转困难一些，但利润丰厚得多。刚开始，这些小贩们看见阿桃的羊毛衫销路好，而且他们在出售时，把阿桃的定价悄悄提高了5%，占为自有。这样，他们为了争取到货源，对阿桃还比较讲信誉，阿桃每次去结帐时，大多数商贩能比较爽快地结清货款。由于阿桃的勤劳、能干，在不长的时间里，阿桃收获了较为可观的资金积累。她不再安于目前这样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开始思考扩大自己的生产。首要的问题是要有一间生产厂房。
　　她相中了居委会一间闲置的车棚，只要把四周用用砖沏起来就可以使用。她把自己的想法向居委会主任说了，得到了居委会的支持。居委会以最低的租金将车棚租给阿桃，并帮助她以居委会的名义办了一个街道企业的生产执照，免交三年营业税。居委会的条件是：一、羊毛衫厂的工人只准招收本辖区内的无业居民。二、以后生产发展了，要向居委会交纳管理费。交纳多少，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三、在工厂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本居委会居民做一些公益事业。阿桃要求在工人培训期间不交纳租金，暂不发放工人工资。因为自己资金有限，购买编织机、修建生产场地，都需要大量资金。居委会表示理解阿桃目前的处境和困难，同意她的要求。居委会还提出愿意以居委会的名义为阿桃向银行贷款得供担保。
　　阿桃当时比较保守，害怕负债，拒绝了居委会的好意。她说目前还不想把步子迈得太大，自己要一步步地积累资金，一步步扩大生产。阿桃在居委会推荐的二十多名街道待业女青年中，挑选了二十名文化程度较高、心灵手巧女孩子，阿桃一边整修厂房，一边亲自给女工们讲授编织技术，示范编织机的操作程序，让女工们上机练习操作技巧。等厂房修建完毕后，女工们都基本上可以较熟练地操作编织机。街道政府已经把营业执照办好，厂名是：红旗街羊毛衫厂。阿桃购进了二十台手摇毛线编织机，在厂中整齐地排列着。万事俱备，就等开业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