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法国是一幅多么令人悲伤的景象啊！
　　至于无政府状态到底是从观念转变为事实，还是从事实转变为观念，这还无法定论，但是无政府状态肯定侵入影响了一切。
　　穷人反对富人；无产阶级反对有产阶级；平民反对特权；劳动反对资本；农业反对工业；乡村反对城市；外省反对首都；当地人口反对外来人口。
　　于是，理论家们适时出现了，他们把这种对立编成一种体系，加以利用。他们说：“矛盾对立既是事物的本性，也是自由的必然的结果。人爱他自己，这就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因为爱自己，他就会全力追求本身的福利，而且他也只能以他的兄弟们的不幸为代价。因此，我们要阻止他自私的一面，抑制他的自由，改变这种状态，用一种新的无私的爱代替这种自私的爱——虽然这种爱是上帝给他安排的。让我们创造一个人为的全新社会吧！”
　　当人们面临这样的境况时，逻辑或想象就帮助他们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前途。如果有人具有一种强有力的辩证精神（即使显得忧郁而消极），他就会迷恋于对祸害和不幸的分析，解剖它，煅烧它，以追溯其成因，推断其影响；既然因为我们人类自身的先天缺陷，祸害无处不在，他就随时随地都要面对需要诋毁的东西。他也描写财产、家庭、资本、工业、竞争、自由、个人利益，但是只从造成破坏或者伤害的角度出发；就这样他把人的自然历史放到了临床教学中去。他挑战上帝，要上帝把无限仁慈与邪恶的存在协调起来。他玷污一切，厌恶一切。否定一切，但是，在那些被痛苦折磨得濒于绝望的人类身上，他竟然获得了一种可悲而危险的成功。
　　如果有一个人与此相反，他有一颗善心，敢于幻想，勇于实践，他就会靠近虚幻之国。于是他设想一些地方，诸如奥赛亚娜、阿特朗蒂得、萨朗特、斯本塞尼、伊加利亚、乌托邦、法朗吉，在那里安置一些顺从的、感性的、忠贞的人，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幻想家的阻力。幻想家实则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尽心尽力的同时深深陶醉其中。现在他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人类，支配人类，制造人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因此他信心满满，从不失望；他很像一个罗马布道者，打扮成卢梭的形象出现，情绪激烈地反驳《社会契约论》，并且因为对手无言以对而沾沾自喜。改革者的真实嘴脸就是这样，他们为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描画了一幅理想的幸福的诱人画面，使他们厌弃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不幸。
　　然而，乌托邦主义者并不会这么天真，他们很少被这些天真的空想锁迷惑和局限。一旦他想引导人类进入乌托邦，他便意识到人类桀骜不驯难以驯服。一旦人类反抗，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就会性情大变，就会变得乖戾。为了使人类顺从自己，他不仅大谈被人类所拒绝的幸福，还宣扬自己如何拯救他们的企图。在他眼中，祸害不会是一幅过于动人的图。他像一个画家，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他娴熟地使用调色板，不断地加深画的色调。他不停地在现实社会中寻找祸害的表象，其热切热情程度不亚于另一个在其中寻求幸福的人。因此，社会呈现出苦难、褴褛、羸弱、营养不足、痛苦、压迫的一面。因为社会对其本身的贫困缺乏敏感，他因此表现得尤为吃惊和愤慨。面对社会的这种麻木不仁，他开始以医生自居，不可否认，开始的时候他是善意的，但结束的时候，他自己却深陷愤世嫉俗之中。①〔①“我们当今的工业制度是在无保障和无组织的竞争中形成的，所以它就是一种社会地狱，体现了一种古代戴那尔切的折磨和酷刑的大规模的成就，然而这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工业制度存在牺牲者。”（见孔西德兰）——原注〕
　　在这里我没有诽谤任何人的诚意！但是，我无法理解的是，发现在社会自然秩序的深处存在一种根本对立之后，那些政论家怎么能享受片刻安宁和休息！我认为，他们理应感到悲哀、灰心与失望，因为，如果把个人利益作为人类社会的大原动力，这是大自然所犯的一个错误（而且一旦承认利益总是对立的，大自然的这一错误便更为显而易见了），他们怎么还会认为祸害是可以解决的呢？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只能向他人求助。为了改变人类的这种危险的倾向，我们的依据从哪里才能找到呢？为此，难道我们只能求助于警察局、法官、国家、立法者吗？但这还是在向人呼吁，是在向我们同样构造的生物体呼吁。我们将求助于普选吗？但这是给普遍倾向开了一道缺口。
　　为了达到目的，那些政论家只有一种途径，这就是假于天命，自命为启示者，是迥异于所有人类的不同构造的先知，因此他们汲取非同一般的灵感的源泉；这就是他们给其体系和主张饰以神秘辞藻的原因，而这种手法也为大众所熟悉。但是，如果他们作为上帝的使者不存在疑问，那他们的使命就应该明示所有人。然而他们的用意是司马昭之心，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统治权，是从未有过的最绝对的专制权力。
　　除了控制我们的行为，还要改变我们的感情本质，这就是他们的企图。然而，他们至少应该证明他们的资质。这些人彼此都不一致，人类怎么能轻信他们所说的呢？
　　在检查他们的人为的组织计划之前，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那就是他们从一开始是否就搞错了？下面的情况需要确定，即：利益是天生对立的；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一种不平等的不可补救的因素在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中必定存在且发展着。因而即使是上帝命令人类追求福利时，上帝自己是否也错了？
　　这就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如果上帝决定创造出这样的人，那么他显然会具有如下的特质：他有预见性，经验富足，他是可臻完善的，他爱护自己，但这需要节制感，另外这种情感在它的活动范围里，会由于遇到一种普遍存在的类似的感情，而受到遏制、平衡。我想知道的是，当这些因素相互结合并产生一种自由倾向后，从中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社会秩序。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结果趋向于福利、完善和平等；而且所有的阶级都致力于同一物质、精神和道德水平，不断地接近，并且加以持续的提高，那么，这显然证明上帝的业绩是正确的。我们将满怀欣喜，因为创造物中没有缺陷，而且，社会秩序，一如其他所有秩序，证实了这些和谐的规律的存在。这些规律，曾使牛顿折服，并使赞美诗作者欢呼：CoelienarrantgloriamDei[拉丁文：上天讲述上帝的荣耀（圣经语）。——译者注]。
　　卢梭说过：如果我身为君主或者立法者，我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去说服他人，我要么自己去身体力行，要么闭口不言。
　　我虽然不是君主，但是同胞们的信任使我成为了立法者。也许他们会告诉我：现在是付诸行动的时候，而不是著书写作。
　　但是我请求他们的他们；不论是受到真理本身的感召，还是深受一种幻想的欺骗，我始终觉得现在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是，把迄今我还未能让人接受的那些零乱而片段地提出来的观念，加以集中整理，使其尽量以整体的形式出现。在社会自然规律的作用中，我能感觉到到一种超乎其上令人欣慰的和谐。我确实应该试图把我所看到的或者我以为看到的一切，明白地告诉给大众，从而把许多迷途的有识之士、许多愤懑的人重新集合在一种融洽而博爱的思想周围。当祖国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时，我绝不会抛弃这艘船。为了进行思考，我有时好像远离我被任命的岗位，这只是我软弱的双手无能为力的表现。再说，对暴风雨的起因进行思考，并力求对这些原因施加影响，并不是背叛我的职责。而且，今天我无法胜任的事，明天或许还会有人交给我做。
　　在开始的时候，为了便于展开和理解，我将确定几个经济学概念。借助于前人卓越的贡献，我将竭力把政治经济学概括在一个真实的、简单的和富有成果的原理中；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原理有所认识，并不断接近它，而现在也许是时候为这个原理确定一个公式了。然后，在政治经济学这个火炬的照耀下，我将试行解决几个尚未达成统一认识的问题，如竞争、机器、对外贸易、奢侈、资本、地租……我将指出政治经济学同伦理学和社会学的相互关系，即它们之间的和谐，并谈一谈个人利益、财产、共有财产、自由、平等、责任、连带责任、博爱、统一这些词所表达的严肃问题。最后，人类社会在和平的、正常的和渐进的发展中所遇到的人为的障碍，我也会提请读者注意。从和谐的自然规律和干扰性的人为的原因这两个观念入手，人们将找到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
　　明眼之人都能看出，这一事业显然将遇到双重障碍。如果这本书是抽象的，它就不会赢得读者；如果有人阅读它，这是因为那些问题仅仅是稍有触及。这就像一股漩涡，我们深陷其中。面对政治经济学的权利同读者的要求，我们该如何调和？为了同时满足内容和形式上的所有条件，我们只有斟酌每个词，将其放在适当的位置。这就好比水晶，是一点一滴地在寂静和黑暗中形成的。寂静，黑暗，时间，思想的自由度，这一切都是我所缺乏的：于是我只好把自己敞开，让公众来审视我，同时祈求公众的宽容。
　　毫无疑问，人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课题。
　　但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研究人的一切方面。就拿伦理学来说，它已经深入到用来充实同情心的一切引人入胜的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宗教感情、父母的慈爱、儿女的孝心、爱情、友谊、爱国心、慈善、礼貌等。伦理学留给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只有一个，那就是个人利益。若是有人责怪这门科学缺乏伦理学的魅力和热忱时，他们不公正地忘记了上述事实。这是真的吗？可以否认政治经济学的生存权利，但请不要强迫它进行伪装。以财富为对象的人类交易是广泛和复杂的，如果它足以构成一门专门科学，那么，我们就应该保留它的正常形态，而不要强迫它用不实的语言对利益侃侃而谈。我并不认为，这些年来人们强迫它使用一种热烈而温情的腔调，这一做法在帮它的忙，因为如果夸张的言论从它嘴里说出，就只能是不实的文笔。这里可能涉及的问题会是什么呢？那些互不相识，只知公正，捍卫并谋求利益的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易，将与之有关。这里必定出现互相约束，而克已和献身精神在其中并不起作用。现在，请允许我用一首诗来谈论这些事。我也希望拉马丁[Lamartine（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诗人。——译者注]能够先查阅一下对数表，再写他的诗篇。
　　这并不是说，政治经济学没有属于它自己的诗篇。哪里有秩序与和谐，哪里就有诗篇。但诗只存在于结果里，而不在论证的过程里。它本身会自动出现，而不是被人为创造出来。凯柏勒[Keppler（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牛顿从其著作《Astronomia}中得出万有引力定律。——译者注]并不以诗人自居，但他所发现的规律堪比真正的智慧诗篇。
　　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治经济学只关注人的一个方面，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首先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研究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详加讨论人类的感受性和能动性。读者没有必要担心，我们不会在形而上学的迷区浪费太多时间，我们只会从中借用一些简单明了的概念，以及一些公认的概念（假定其是公正的）。
　　因为灵魂（这么说是为了避免把精神问题牵连进去），人具有无与伦比的感受性。不论其存在于灵魂或者肉体之中，人作为一种被动的生物，始终对艰辛的或愉快的感觉保持敏感。人，作为一种主动的生物，则会努力避开艰辛感而增加愉悦感，这种结果可称之为满足。
　　更为明确的观念可以从感受性这个观念中产生：一方面是辛劳、需要、欲望、爱好、嗜欲；而另一方面则是快乐、享受、消费、福利。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手段。
　　能动性这个观念，则产生出了：辛劳、努力、疲劳、劳动、生产。
　　在分析感受性和能动性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两个领域都具有一个特性，那就是辛劳。当我们感受某些感觉，这其实就是一种辛劳，同时，我们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终止辛劳，而这种努力不可否认也是一种辛劳。这就说明，我们无法躲避辛劳，只能躲避祸害。
　　所有这些现象，只有人才能感受到，在作出努力前的感觉，和随努力而来的满足，莫不如此。
　　所以，个人利益就是人类的大动力，这一点我们无法怀疑。当然，这个词表示一种由于人的组织而产生的、普遍的、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丝毫不带有一种批评性，因为它完全不同于利己主义。这里也必须强调一句，如果人们习惯于事先对适用于精神科学的术语加以曲解，那么这些科学事实上就无法存在了。
　　置于感觉和满足之间的，并非始终和必然是人类的努力。有时满足能自行实现。更通常的情况是，通过大自然所无偿地赋予人类的力量，努力进而对物质发挥神奇的作用。
　　如果我们把能够让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一切事物都称之为效用的话，那么，实际上就存在两种效用。一种来自上帝的无偿赠与，另一种则依靠努力来购买。
　　这样就演变出下面四个观念：
　　无偿效用需要满足有偿效用
　　人具有不断完善和进步的能力。他比较，预见，学习，通过经验而自我改造。虽然努力是一种辛劳，当他能够减少努力这种辛劳，却没有让座位辛劳目的的那个满足受到减损时，他当然会想方设法减少辛劳。当他做到能够用无偿效用来代替有偿效用时，他就取得了成功，而这正是他追求的唯一目的。
　　由于我们有图利的天性，我们会不断设法增大满足与努力之间的比率，同时，由于我们又有智慧的天性，对于每个特定的结果，我们都能通过增加无偿效用与有偿效用的比率，来达到上述目的。
　　每当一种这样的进步成为可能时，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的努力；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休息得更久，或者找到新的欲望，只要这些新的欲望的强烈程度足以激励我们的能动性。
　　这既是经济范畴中一切进步的根源，也是一切失望的根源。这一点容易理解，因为进步和失望的根源都存在于自由意志这一上帝的恩赐中。
　　我们天生具有此种能力，能够比较、判断、选择和随之而来的行动，即是说，我们能够自主地作出一个好或坏的判断，作出一个好或坏的选择。当有人谈到自由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肯定是有益无害的。
　　的确，我们对自身感觉的固有性质是有所了解的，而且我们会以一种本能来区别艰辛或者愉快的不同感觉，很少犯错。但是在其他的层次上，我们不能保证我们不会犯错。我们可能搞错原因，于是就把可能带来艰辛的事物错当成了能带来满足的事物，这样的热烈追求结果肯定会让我们大失所望；或者我们可能会过于乐观了，我们忘记了满足之后可能会是一种更大的艰辛；甚至在我们的需要与我们的欲望之间，我们也可能犯错。
　　因此，除了无知，堕落的意志也可能把我们的努力引入歧途。“人，”德·波那尔先生分析说，“只是一种能支配器官的智慧体。”谬论！我们身上难道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吗？难道就没有情感了吗？
　　回到和谐的主题，当我们谈论它时，并不是说，在人类社会的自然安排中，错误和邪恶已被避免了；在事实面前依然支持这种说法的人，对体系的嗜好显然已经让他们入魔了。为了永远保持和谐，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完全丧失自由意志，或者让自己的判断永远正确。事实上我们只能说：和谐社会是大势所趋，因为错误导致失望，而邪恶则导致惩罚，所以，不协调就只能不断趋于消失，这是我们所不愿见的。
　　财产最初的概念便是从这些前提中演绎出来的，虽然还不够清晰。既然感觉、欲望、需要纯粹是个人感受，既然是个人在作出努力，那么满足就应该归于个人本身，否则努力就不能存在了。
　　继承权也是这个道理。任何理论即使再夸夸其谈，也不可能让父亲不爱自己的孩子。那些沉醉于幻想的人会发起攻击，但事实就是如此。一个父亲为他的孩子们的满足所作出的努力，同为他自己的满足而作出的努力是一样的，也许还更多。因此，如果出现一条反自然的法律，禁止在任何人之间转移财产，那么这条法律就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它不仅会侵犯财产，而且还会妨碍财产的形成和增加，因为这会使得至少一半的人类放弃努力，归于消沉。
　　个人利益、财产、继承权，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再谈。这里我们需要首先探讨我们所关心的政治经济学所牵涉到的领域。
　　有些人认为一门科学自身就有自然不变的界限，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在观念领域中，如同在事实领域中，一切都互相联系连贯，一切真理都互相交叉融合，一门再全面的科学，也不可能包罗所有的真理。人们有理由认为，无穷的智慧对应是唯一一个真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孤立地研究某一类现象，而从中得出偏颇的结论。
　　任何一门学科真正的功绩，在于正确地阐明事实、原因及其结果。以一种并不精确的（因为精确是不可能的），但是合理的方法来确定和分类人们要研究的事物，那也是一种功绩，但这种功绩因为其纯粹是相对的，因而要比前者小得多。
　　我这样说的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我并不想想批判我的前人，虽然我给政治经济学确定的界限与前人稍有区别。
　　这些年来，人们纷纷责备经济学家们过分热衷于研究财富，这远离了人们对经济学家们的初衷，他们原来希望经济学家们研究的课题是一切以任何方式造成人类的幸福或痛苦的东西；而且人们甚至认为，经济学家们在否定一切和他们无关的东西，例如感应原则的现象，这个原则是很自然的，在人类心灵中就像个人利益原则一样。这就好像人们指责矿物学家否定动物界的存在一样。财富，以及其生产、分配、消费的法则，这些都是足够广泛、重要的课题，完全可以作为一门专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如果经济学家的结论是同政治学或者伦理学相悖，我还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指责。人们会对经济学家说：“你在限制你自己，所以你陷入了迷途，因为两个真理是不会互相冲突的。”也许从我的著作中会得出一个结论，即：研究财富的科学同其他任何科学都是完全协调一致的。
　　在包含人类命运的感觉、努力、满足这三个术语中，感觉和满足始终而且必然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现。如果认为它们是互不相干的，那才叫奇怪。人们完全可以想象一种不满足的感觉，一种未被满足的需要；但是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为需要而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表现为满足，这种悖论是难以理解的。
　　如果努力也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人注定会完全孤独。即使在孤独的个人身上，经济学也能够全部表现出来。存在一些并列的个人，但不会存在并列的社会。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就只会出现一种个人经济学，而不会存在政治经济学。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个人的需要是由另一个人的努力而得到满足的。这是事实。如果每个人愿意检阅一下自己所有的满足，他就会承认，其中大部分的满足并非源于自己的努力；同样，我们所完成的任何岗位上的工作，都始终是为了满足其他人的欲望。
　　这就说明，必须在人类努力的本质中寻求社会根源，即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而不是在需要和满足中。
　　很显然就是这种在万物中仅仅赋予人类的能力：互相服务；就是这种努力的传递，这种交换服务及其在时空上所产生的一切复杂而无穷的结合，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经济学，这样经济学才能得以指出其起源并确定其界限。
　　所以，我的结论如下：
　　构成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是，在互惠互利的条件下，任何能够满足另一个人的需要的努力，以及与这种努力息息相关的需要和满足。
　　例如，呼吸活动虽然同样满足这三个过程，却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因为，呼吸所牵涉的三个过程中，除了需要和满足是不可转移的（它们始终是不可转移的），努力也是不可转移的。为了呼吸，我们并不要求助于任何人；因此这里既不存在接受服务，也无须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本质上属于个人的行为，而非社会的行为，因而不属于一门论述关系的科学。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呼吸，有些人也需要互助。例如，当一名潜水员在一架潜水器里潜水时，或者当一个医生为病人做人工呼吸时，或者当某个政府部门采取措施来净化空气时，这时，就必须通过感受者以外的另一个人的努力才能得到满足，就有提供的服务，至少在协助和报酬这个关系上，呼吸可以被列入政治经济学的领域。
　　要使劳动成为经济行为，简单的交易就可以做到。农民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耕种小麦，这就是一种经济行为，因为小麦是可以用于交换的，仅仅这一点就够了。
　　通过一种努力来满足他人的需要，这就是向他人提供一种服务。如果一种服务按照契约要求偿还，这就是交换服务；政治经济学将此种最常见的情况确定为“交换论”。
　　在缔约双方中，不论一方有多么强烈的需要，以及另一方作出多么辛勤的努力，只要交换是自由的，其产生的服务价值就是相等的。因此，价值就是对参与到互相交换中的服务的考核，于是，政治经济学又可称为“价值论”。
　　这里虽然为政治经济学下了定义，并限定了其领域，但我尚未谈及一个主要因素“无偿效用”。
　　所有之前的作者都讨论过，我们从无偿效用中汲取了大量的满足。作为社会财富的对立面，他们把空气、水、阳光等等的效用称为自然财富，然后，他们就置之不理了。情况确实如此，上述自然财富既然无须任何努力、任何交换、任何服务，而且由于缺乏价值，因而无法被列入任何财产清册，不被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也情有可原。
　　如果无偿效用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始终同有偿效用分开的数量，那么最自然财富作出这种排除是合理的；但是，这些自然财富有时候和社会财富关系密切。但是以无偿效用代替有偿效用，即依靠自然的、无偿的事物，用较少的努力来达到同样的结果，这是人类一贯的梦想。人类利用风力、引力、热、气体的膨胀力，来完成工作，本来这种工作需要花费人力。
　　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虽然有用效果相等，所付出的努力却较少。较少的努力意味着提供较小的服务，也就是说产生了较小的价值。所以人类的每一项进步都在消灭一部分价值，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这并非是取消有用效果，而是以无偿效用来代替有偿效用，以自然财富来代替社会财富。这一部分被消灭的价值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就像它从我们的财产清册中被剔除出去那样；因为它不再用于互相交换和互相买卖，于是人类就无须努力而得以享受它；它不再被列入相对财富（即社会财富）中，而被列入上帝的赐予中。但是，如果政治经济学忽视这部分价值，它就一定会出错，因为被它忽视的正是一切事物中最本质的、主要的东西——结果，即有用效果；它会看不到那些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最顽强的趋势，它能够看到社会秩序中的一切，却唯独看不到和谐。如果说，这本书的目的是使政治经济学向前迈进一步，主要就是它强调了一个事实，这部分被消灭的价值随后又以无偿效用的形式被全人类所继承了。
　　我将在这里花点篇幅来加以证明，科学是互相接近和互相渗透的。
　　我且先给服务下一个定义。我们都知道，努力由一个人提供，而需要和满足被另一个人实现。很多时候，服务是无偿提供的，不存在提供报酬，也无须以任何服务来偿还。这时，它遵循的是感应原则，而不是个人利益原则。它可以称之为赐予，但不是交换的范畴。因而，就交换论而言，它似乎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而是属于伦理学范畴。因为这样一种行为，考察其动机，我们发现它与其说是经济的，不如说是伦理的。然而我们也将看到，由于这些行为达成的效果，它们同我们所研究的科学深有关联。另一方面，有偿服务由于是以偿还为条件，因而是经济性的，但从效果方面考量，与伦理显然无关。
　　因此，这两类知识具有无数交叉点；而且，既然两个真理不会互相对立，当面对一些有害的结果，经济学家合伦理学家作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时，人们便可肯定两者都迷途了。科学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自我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