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法国是一幅多么令人悲伤的景象啊！
　　至于无政府状态到底是从观念转变为事实，还是从事实转变为观念，这还无法定论，但是无政府状态肯定侵入影响了一切。
　　穷人反对富人；无产阶级反对有产阶级；平民反对特权；劳动反对资本；农业反对工业；乡村反对城市；外省反对首都；当地人口反对外来人口。
　　于是，理论家们适时出现了，他们把这种对立编成一种体系，加以利用。他们说：“矛盾对立既是事物的本性，也是自由的必然的结果。人爱他自己，这就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因为爱自己，他就会全力追求本身的福利，而且他也只能以他的兄弟们的不幸为代价。因此，我们要阻止他自私的一面，抑制他的自由，改变这种状态，用一种新的无私的爱代替这种自私的爱——虽然这种爱是上帝给他安排的。让我们创造一个人为的全新社会吧！”
　　当人们面临这样的境况时，逻辑或想象就帮助他们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前途。如果有人具有一种强有力的辩证精神（即使显得忧郁而消极），他就会迷恋于对祸害和不幸的分析，解剖它，煅烧它，以追溯其成因，推断其影响；既然因为我们人类自身的先天缺陷，祸害无处不在，他就随时随地都要面对需要诋毁的东西。他也描写财产、家庭、资本、工业、竞争、自由、个人利益，但是只从造成破坏或者伤害的角度出发；就这样他把人的自然历史放到了临床教学中去。他挑战上帝，要上帝把无限仁慈与邪恶的存在协调起来。他玷污一切，厌恶一切。否定一切，但是，在那些被痛苦折磨得濒于绝望的人类身上，他竟然获得了一种可悲而危险的成功。
　　如果有一个人与此相反，他有一颗善心，敢于幻想，勇于实践，他就会靠近虚幻之国。于是他设想一些地方，诸如奥赛亚娜、阿特朗蒂得、萨朗特、斯本塞尼、伊加利亚、乌托邦、法朗吉，在那里安置一些顺从的、感性的、忠贞的人，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幻想家的阻力。幻想家实则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尽心尽力的同时深深陶醉其中。现在他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人类，支配人类，制造人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因此他信心满满，从不失望；他很像一个罗马布道者，打扮成卢梭的形象出现，情绪激烈地反驳《社会契约论》，并且因为对手无言以对而沾沾自喜。改革者的真实嘴脸就是这样，他们为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描画了一幅理想的幸福的诱人画面，使他们厌弃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不幸。
　　然而，乌托邦主义者并不会这么天真，他们很少被这些天真的空想锁迷惑和局限。一旦他想引导人类进入乌托邦，他便意识到人类桀骜不驯难以驯服。一旦人类反抗，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就会性情大变，就会变得乖戾。为了使人类顺从自己，他不仅大谈被人类所拒绝的幸福，还宣扬自己如何拯救他们的企图。在他眼中，祸害不会是一幅过于动人的图。他像一个画家，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他娴熟地使用调色板，不断地加深画的色调。他不停地在现实社会中寻找祸害的表象，其热切热情程度不亚于另一个在其中寻求幸福的人。因此，社会呈现出苦难、褴褛、羸弱、营养不足、痛苦、压迫的一面。因为社会对其本身的贫困缺乏敏感，他因此表现得尤为吃惊和愤慨。面对社会的这种麻木不仁，他开始以医生自居，不可否认，开始的时候他是善意的，但结束的时候，他自己却深陷愤世嫉俗之中。①〔①“我们当今的工业制度是在无保障和无组织的竞争中形成的，所以它就是一种社会地狱，体现了一种古代戴那尔切的折磨和酷刑的大规模的成就，然而这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工业制度存在牺牲者。”（见孔西德兰）——原注〕
　　在这里我没有诽谤任何人的诚意！但是，我无法理解的是，发现在社会自然秩序的深处存在一种根本对立之后，那些政论家怎么能享受片刻安宁和休息！我认为，他们理应感到悲哀、灰心与失望，因为，如果把个人利益作为人类社会的大原动力，这是大自然所犯的一个错误（而且一旦承认利益总是对立的，大自然的这一错误便更为显而易见了），他们怎么还会认为祸害是可以解决的呢？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只能向他人求助。为了改变人类的这种危险的倾向，我们的依据从哪里才能找到呢？为此，难道我们只能求助于警察局、法官、国家、立法者吗？但这还是在向人呼吁，是在向我们同样构造的生物体呼吁。我们将求助于普选吗？但这是给普遍倾向开了一道缺口。
　　为了达到目的，那些政论家只有一种途径，这就是假于天命，自命为启示者，是迥异于所有人类的不同构造的先知，因此他们汲取非同一般的灵感的源泉；这就是他们给其体系和主张饰以神秘辞藻的原因，而这种手法也为大众所熟悉。但是，如果他们作为上帝的使者不存在疑问，那他们的使命就应该明示所有人。然而他们的用意是司马昭之心，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统治权，是从未有过的最绝对的专制权力。
　　除了控制我们的行为，还要改变我们的感情本质，这就是他们的企图。然而，他们至少应该证明他们的资质。这些人彼此都不一致，人类怎么能轻信他们所说的呢？
　　在检查他们的人为的组织计划之前，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那就是他们从一开始是否就搞错了？下面的情况需要确定，即：利益是天生对立的；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一种不平等的不可补救的因素在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中必定存在且发展着。因而即使是上帝命令人类追求福利时，上帝自己是否也错了？
　　这就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如果上帝决定创造出这样的人，那么他显然会具有如下的特质：他有预见性，经验富足，他是可臻完善的，他爱护自己，但这需要节制感，另外这种情感在它的活动范围里，会由于遇到一种普遍存在的类似的感情，而受到遏制、平衡。我想知道的是，当这些因素相互结合并产生一种自由倾向后，从中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社会秩序。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结果趋向于福利、完善和平等；而且所有的阶级都致力于同一物质、精神和道德水平，不断地接近，并且加以持续的提高，那么，这显然证明上帝的业绩是正确的。我们将满怀欣喜，因为创造物中没有缺陷，而且，社会秩序，一如其他所有秩序，证实了这些和谐的规律的存在。这些规律，曾使牛顿折服，并使赞美诗作者欢呼：CoelienarrantgloriamDei[拉丁文：上天讲述上帝的荣耀（圣经语）。——译者注]。
　　卢梭说过：如果我身为君主或者立法者，我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去说服他人，我要么自己去身体力行，要么闭口不言。
　　我虽然不是君主，但是同胞们的信任使我成为了立法者。也许他们会告诉我：现在是付诸行动的时候，而不是著书写作。
　　但是我请求他们的他们；不论是受到真理本身的感召，还是深受一种幻想的欺骗，我始终觉得现在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是，把迄今我还未能让人接受的那些零乱而片段地提出来的观念，加以集中整理，使其尽量以整体的形式出现。在社会自然规律的作用中，我能感觉到到一种超乎其上令人欣慰的和谐。我确实应该试图把我所看到的或者我以为看到的一切，明白地告诉给大众，从而把许多迷途的有识之士、许多愤懑的人重新集合在一种融洽而博爱的思想周围。当祖国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时，我绝不会抛弃这艘船。为了进行思考，我有时好像远离我被任命的岗位，这只是我软弱的双手无能为力的表现。再说，对暴风雨的起因进行思考，并力求对这些原因施加影响，并不是背叛我的职责。而且，今天我无法胜任的事，明天或许还会有人交给我做。
　　在开始的时候，为了便于展开和理解，我将确定几个经济学概念。借助于前人卓越的贡献，我将竭力把政治经济学概括在一个真实的、简单的和富有成果的原理中；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原理有所认识，并不断接近它，而现在也许是时候为这个原理确定一个公式了。然后，在政治经济学这个火炬的照耀下，我将试行解决几个尚未达成统一认识的问题，如竞争、机器、对外...剩余内容请长按扫描二维码或下载丁香书院APP继续免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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