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是要提出一份完整而有系统的关于“人的需要”的目录，这是很难的，而且在所有情况下，这也不具有任何作用。其实，一切必需的需要我们可以列举如下：
　　呼吸（在这里我仍把这个需要视为转移劳动或交换服务的起始的界限），衣食住行，健康的保持和恢复，安全保障，教育发展，娱乐消遣，美的感受。
　　需要是必然的。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探讨这些实际存在的需要，是否不应该存在，以及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受制于这些需要，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幼稚的做法。
　　确实，当一个人完全不能满足其机体的需要时，他便会感到痛苦，甚至有可能会因此死亡。但是，当他过分满足其中的某些需要时，他也会感到痛苦，甚至有可能会因此死亡。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
　　人的大部分需要，必须要在付出一种辛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这种辛劳，其实也是一种痛苦。克制欲望的行为，同样也会使我们感到痛苦。
　　因此，我们人类无法摆脱痛苦，我们只能在感到痛苦的结果中进行选择。另外，痛苦是人类最内在的和最与个人有关的一种感情，基于此一种情况得产生就是必然的——这就是个人利益，在今天个人利益被冠以利己主义、个人主义而遭到抵触，其实它是无法避免的，也是不可摧毁的。这也就是大自然的合理化安排，它把感受性安排在人类的神经末梢，放在通往心灵和智慧的所有道路上，它如同一个称职的前沿哨兵，当我们的需要过于缺乏或过度满足时，就会向我们发出警示。因此，通常来说，痛苦身负一个使命，也怀有一个目的。人们常常说，破坏的存在是否能同造物主的至善调和，这个棘手问题，哲学一直在讨论而又永远不可能解决。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人的本来面目，而一个活跃的终有一死的生物能够免除痛苦，这恐怕是任何想象力和理性都无能为力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痛苦的感受性或者根本就没有感受性，想要理解他们，我们再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
　　今天，任何社会科学如果不能想出使痛苦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办法，若干伤感主义学派对于就会对其大加鞭挞，以为它是错误的。对政治经济学这些学派当然也不会手软，因为它承认痛苦，而痛苦难道是能承认的吗？因此，他们进一步要求政治经济学要对痛苦负起责。难道我们器官的脆弱性，也要归咎于研究它们的生理学家吗？
　　每当有什么人宣称，他想出了一个人为的社会组织计划，任何形式的痛苦在其中都不再出现，凭借这点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赢得很多人的拥护，那些受苦的人会被吸引到他身边来，他利用他们的激怒怂恿他们去反对社会的自然秩序。他甚至敢于宣称，他窃取到了上帝的奥秘，依靠上帝的意志他从大地上排除祸害。凡是不支持这种说法的科学，都背她称为亵渎宗教的伪科学，指责否认了上帝的预见或威力。
　　与此同时，这些学派还不遗余力地把现实社会尽量贬低成一幅可怕的图画，然而他们却忘了，如果预见将来的痛苦是亵渎宗教的话，那么观察过去的或目前的痛苦同样是一种亵渎。因为在无限中是没有时间界限的；自创世以来，即使只有一个人在世上受过苦，也足以使证明，痛苦是被受到上帝认可的，并不构成对宗教的亵渎。
　　伟大的自然现象从来都是存在的，如果没有这些现象，人类自身的存在就存疑了，因而承认这一事实毫无疑问是正确无虞的。
　　因此，人是易受痛苦的，所以社会亦然。
　　痛苦在个人身上有一种作用，所以在社会中亦然。
　　对于社会规律的研究将向我们显示出，痛苦的使命是逐渐摧毁其自身的起因，自限于愈来愈狭隘的界限内，最后，在使我们收买它和无愧于它的情况下，保证善与美的优势。
　　在上述目录中，首先列入了物质需要。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迫使我在这里再提请读者防备一种十分流行的感情用事。
　　有些人把他们轻蔑地称之为物质的需要和物质的满足的东西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可能会像培里士对克里萨尔（Belise·ChrysaIe都是莫里哀喜剧“博学妇女”中的人物。——译者注]那样对我说：
　　身体，这个无关紧要的东西，难道是这么重要，值得人们想到它？
　　虽然一般说来，他们不虞匮乏，我为此诚恳地祝贺他们，他们却要斥责我把例如对饮食的需要作为我们的首要需要之一。
　　当然，我承认，道德的完美比肉体的保养更高一筹。但是，难道我们被这种浮夸的装腔怪癖左右得如此厉害，以致不准再说，为了进步，也还要生活吗？我们应该提防这些阻碍科学的幼稚想法。一心想成慈善家的人，结果却变成了虚伪的人，因为，把发扬道德、注重尊严、培养高雅的感情置于简单的保养身体需要之先，这是一种违反推理和事实的做法。这种假正经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卢梭，这个自然状态的热烈歌颂者，就曾提防过这种做法；而费纳龙这样一个具有出众的高尚情操、内心充满热忱、唯灵论达到寂静主义的程度并奉行禁欲主义的人却说过：“总之，意志的坚定就是愿意完全用构成人类生活基础的事物的形成方式来教育自己。一切大事业都有赖于此。”
　　因此，我们无须试图把需要加以井井有条地分类，就能够说，人只是在供给有关保存和维持生命的需要以后，才会把他的努力引导去满足最高尚和最高级的道德需要。从这里我们已能得出结论说，任何造成物质生活困难的立法措施都妨害国家的精神生活，即和谐（我顺便向读者指出和谐这个问题）。
　　同时，趁此机会，我再指出另外一个问题。
　　既然物质生活的持续需要是对智力和道德修养的一种障碍，那么，人们就应该在富裕的国家和阶级中比在穷苦的国家和阶级中发现更多的美德。天哪！我刚才说了些什么，我是被什么叫嚣震耳欲聋呢！今天，我们把一切效忠、一切牺牲、一切构成人类道德高尚和伟大之处都让穷苦阶级来垄断，这真是一种怪癖；而这种怪癣最近在一种革命的影响下又有所发展，这种革命把那些阶级提升到社会表层上之后，不会不在这些阶级的周围招引来一群吹拍奉承的下等人。
　　我并不否认，财富，尤其是豪富，主要是当它被极不平等地分配的时候，会趋向于发展某些特殊的恶行。
　　但是，是否有可能普遍地承认，美德是贫困的特权，而恶行则是富裕的可悲而忠诚的伴侣呢？这会是等于肯定，只和一定程度的闲暇和福利相容的智力和道德修养要损害智力和道德。
　　我在这里向受苦阶级的真诚发出呼吁。这种谬论会引向什么可怕的不协调呢？
　　所以必须说，人类面对着一种可怕的选择，或者永远停留在贫困状态中，或者向发展中的不道德前进。嗣后一切导致财富的力量，例如积极性、节约、条理性、能干、善意，都是恶行的种子；至于那些把我们固定在穷困之中的力量，例如缺乏远见、懒惰、放荡、漫不经心，则都是品德的宝贵胚芽。在道德领域中，还能设想出一种更为使人失望的不协凋吗？如果诚属如此，谁敢对人民讲话，并在人民面前提出劝告呢？可能要这样说：你为你的痛苦而诉苦，而且你急于看到痛苦终止。你为戴上最迫切的物质需要的桎梏而呻吟，而且你在追求摆脱这个桎梏的时刻，你也需要一些闲暇来发挥你的智力和情感。正因如此，你才寻求在政界拥有发言权并为你本身的利益作出规定。但是，你必须知道你所要的东西是什么，同时还要知道，在你如愿以偿之后，你会多么不幸。福利、富裕、财富发展恶行。因此，珍惜你的贫困和品德吧。
　　所以，如果人民的阿谀者一方面指出财富领域是一个充满利己主义和恶行的肮脏地方，而另一方面又把人民推向那里去，并且常常在急忙中使用一些最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其目的，他们便陷入一个明显的矛盾之中。
　　不，在社会的自然秩序中，不可能存在一种这样的不协调。下面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即所有的人都渴望福利，而达到福利的自然途径又是依靠最艰苦的道德行为，并且，人追求福利却只是为了置身于恶行的桎梏之下。这样的夸张之词只能点燃和维持阶级仇恨。如果这些话是对的，人类就会处于贫困和不道德之问。如果是错的，则它们是使用谎言来制造混乱，并用欺骗手法使那些本应相爱和互助的阶级对立起来。
　　不错，人为的不平等，法律以扰乱社会各阶级发展的自然秩序来实现的那种不平等，它对于任何阶级都是一种造成愤懑、嫉妒和恶行的丰富源泉。所以，还必须证实，这种自然秩序是否引向一切阶级的平等和逐渐改善条件；但是，我们在这种探索中，会被一种无法克服的拒绝所阻挡，如果这双重的物质进步势必意味着一种道德上的双冲堕落。
　　我必须就人的需要做一个政治经济学上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注解：需要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量。它们在本质上并不是静止的，而是渐进的。
　　这个特性甚至在我们纯物质性的需要中也可看出：随着人在精神上欲望和爱好的提高（正是在这方面人区别于动物），这个特性就蛮得更为显著了。
　　如果说，大家应该在哪方面有相似之处，这似乎就是饮食的需要，因为，除了反常的情况之外，人的胃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在某一时期是罕有的食物，在另一时期却变成了普通的食物，而满足一个拉萨罗尼人[指那不勒斯最下层的人。——译者注]的食谱会使一个荷兰人遭受折磨。可见，这种一切需要中最迫切的、最粗糙的，因而是最单一的需要，也因年龄、性别、体质、气候和习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他一切需要莫非如此。人刚有蔽身之所，便想到居室，刚有蔽体之衣，便想把自己装饰起来，肉体需要刚得到满足，在其欲望面前便敞开了一个要求学习、科学、艺术的无限天地。
　　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由于满足具有持续性，原来只是一种模糊的欲望迅速变成一种爱好，而原来只是一种爱好则迅速变成需要，甚至变成迫切的需要。
　　请看一个艰苦而勤劳的工匠。他习惯于一种粗糙的饮食、朴素的衣着和简陋的住屋。如果他能有一个比现在略高一些的生活水平，他便会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不会再有什么欲望了。他对那些已经达到这个水平却还是忧心忡忡的人感到奇怪。因为只要他发了一笔他所梦想的小财，他就觉得幸福了；幸福，可惜呀！只幸福了几天。
　　因为，不久他便熟悉了他的新处境，而且他甚至慢慢地不复感觉到他的所谓幸福。他以无所谓的心情穿着这件他曾非常羡慕的衣服。他找到另一个天地，结交到新朋友，时刻发现新的嗜好，渴望再上升一级。但是，他只需稍事反省，他就会感到，如果他的财富改变了，他的灵魂却依旧是一个欲望的无底洞。
　　似乎大自然赋予习惯以这种奇特的威力，以便它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如同机器上的棘轮一样；同时，永远被推向愈来愈高的境界的人类，也似乎不能在任何程度的文明状况上停留。
　　尊严感也许在这方面起到更为有力的作用。斯多噶学派哲学常常斥责人不守本分。但是，一般地来看事物，难道显露自己不正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吗
　　当由于工作、条理性、节约，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逐步上升的时候，当爱好变得愈来愈高雅，相互关系更为彬彬有礼，感情更为纯洁，智慧更富于修养的时候，谁不知道，如果命运的转变迫使这个家庭降低其社会地位，这将会是怎样的刺心之痛？这是因为，那时，不仅是肉体在受痛苦。这种衰落打破了那些已成为所谓第二本性的习惯：它刺伤尊严感，并随之而损伤灵魂的一切力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牺牲者在屈服于失望之后，随即跌入堕落的深渊；这种事例并不少见。社会环境如此，大气层也是如此。习惯于清新空气的山居者，住到我们城市的狭窄街道里不久就会委靡不振。
　　我听见有人对我叫喊道：经济学家，你已经犯错误了。你曾宣称，你的科学是同道德一致的，而你现在却认为骄奢淫逸是正当的。我会说：哲学家，脱掉这些从来不是原始人穿的衣服，打碎你的家具，烧掉你的书籍，吃生的兽肉，然后，我再来回答你的异议。否认习惯势力，这是太方便的事，人们同意自己就是这种习惯势力的活生生的证明。
　　人们可以批判大自然所给予我们器官的这种禀赋，但是批判却不能使这种禀赋不带有普遍性。人们到处都看到禀赋，在所有古代的和现代的、野蛮的和文明的人民中，在遥远的地方和在法国。没有这种禀赋，就无法解释文明。然而，当一种人们的禀赋是带有普遍性的，而且是不可摧毁的，社会科学难道就可以不予考虑吗？
　　那些以作为卢梭的门徒而引以为荣的政论家将提出异议。但是，卢梭也从未否定过我所说的现象。他正面证实需要的无限伸缩性、习惯势力，以及我为禀赋指定的那个作用本身，即防止人类中的一种倒退行为。只是，我所欣赏的东西，他却为之惋惜，而这会是如此的。卢梭假定有一个时代，那时，人们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没有情感，没有语言；据他看来，那时人类是幸福的和完善的。因此，他势必厌恶社会机构的这个部件，因为它不断使人类远离那个理想的完善。有些人认为，恰恰相反，完善并不存在于人类进化的开始，而是在其终结，他们欣赏把我们推向前的动力。但是，关于动力本身的存在和作用问题，我们是一致的。
　　他说：“享有很多空闲的人们，使用了这种空闲去取得几种为他们先人所不知道的舒适，而这正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戴上的第一个桎梏，同时，这也是给他们的后代准备的第一个祸害源泉，因为，除了他们这样使自己的身心继续委靡之外，这些舒适，由于习惯而几乎已经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同时又退化成为真正的需要，丧失它们所造成的苦痛大大超过占有它们所带来的愉快，于是，人们为失去它们而感到不幸，却并没有为占有它们感到过幸福。”
　　卢梭深信，上帝，大自然和人类都搞错了。我知道，这种见解尚统治着很多心灵，但这并不是我的见解。
　　总之，我并不想在这里反对人类最高贵的固有的特性，最高尚的品德，即自我克制、控制情欲、节制欲望、轻视奢侈的享受！我并不...剩余内容请长按扫描二维码或下载丁香书院APP继续免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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