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法是将旧督署中几座小房拆卸,新署建筑的砖木材料悉取用于此。工人则动员官兵们自任之,仅雇了两个泥瓦匠从事指导,除去买钉子、绳索等项而外,并没有买什么材料。我自己为大工头,卫队营长张自忠为二工头,我们亲自推着小车搬运砖。两个月内即盖成二百间房子,左右各十六排,共三十二排,中间为客厅及督署,两边为各科办公室。看去一如营房,极不美观,但是光线、空气都好,地上又干燥,极是合用。总共只花五千元,是用的一个盗买督署委任的犯者的罚款,并不是由省库中支取的。但此事仍不免引起了外人的误会,上海一家报纸竟大登特登,说我在陕大兴土木,动用省库二百多万云云。我初见到时,很是惊愕,后来我知道是人家恶意造谣,也就一笑罢了。
那时驻陕的中央军队,仍是第七师、二十师、镇嵩军、第四混成旅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共四师一旅。这数万弟兄们,因给养短缺,实在太苦了。我接事后,总想办些东西,看看他们,以示慰问之意。此事向刘说过多次,甚至每天和他说二三回,他以为这是额外开销,先不肯答允,后来答允了,又不肯照办,费了多少周折,我才得遂心愿。不过每兵各赠一双鞋、一双袜、一条手巾、一块肥皂而已。我拿着这点礼物去看他们,同他们谈谈,两方都感到欢喜。兵们太困苦了,这些日用必需的东西,都是买不起的。而刘不把兵们的事当事,反怪我好施小恩小惠。我说这简直是打官话,你连小恩小惠都不给,更何日始有大恩大惠呢?
曹、吴所介绍的八百“顾”、“参”、“谘”,向阎督军要官要钱,稍有不遂愿处,即大发脾气,并致电给曹、吴造谣中伤。曹、吴即信他们之言,来电相责。阎是老实人,把他们无可奈何,终于迫到自杀。我因陕西地方太穷,实在容不下他们这许多人,纵使容得下,我也要选用能者贤者,绝不敢借重这些大人先生。我也不能像阎督军那么厚道,大烟是不肯吸的。我有我的办法!即快刀斩乱麻,遣送那批人物回保定。我规定顾问每人送盘费四十元,参议每人三十元,谘议每人二十元,无论如何,要省长筹出此款。令参谋处参谋王镇淮负责办理,把他们一一打发。那八百位先生领了钱,一路走着,一路大骂,又沿途贩卖烟土,无恶不作。见了曹、吴,又造作谣言,说我在任,用的都是革命党和基督徒,此外一律排斥。后来吴佩孚对我恶感日深,此亦原因之一。我想我为国家,为陕西地方措此善举,无论你们挑拨亦好,咒骂亦好,我都甘心乐意,一点都不在乎。
陕局糜烂已久,短期内是无法整理妥善的。我接任后,所辖地面,仍不过渭水以南秦岭以北的十余个县治,其余地方,盘踞的都是不听省令各行其是的杂牌队伍。这些杂牌队伍一日不清除,省政即一日不能推行。所以我整理陕局,在可能范围内,先从统一军政着手。
这些部队中,势力最大的要算胡笠僧的部队。他原是于右任先生靖国军的主力,其中有李虎臣、邓宝珊、岳西峰等都是很好的将领,为当时的革命团体,他们的结合,主要的还是一种任侠好义的精神。那时胡笠僧来信给我,说我只要能带着他们救国卫民,任何办法,都乐意接受。我即把他的军队改编为陕军第一师。此时若想立刻以军纪范围之,自属非易。所以我对他们的部队,抱一不管的态度。但他们要求我帮忙时,我必尽力之所能以助之。我深知我自己的短处,即是不会联络,不会应酬敷衍,不会以种种虚伪手段收买其心。但我也有一点自信之处,即是真的爱国爱民,真的在脚踏实地地苦干,这一点就使他们受到影响。后来他们亦用我的方法来整饬部队,军风纪和战斗力日渐进步,至出潼关的时候他们出了很大的力量。
其次就是盘踞汉中的陈树藩残部,数目相当多,各行其是,简直无法整顿,因发表七师师长吴新田为陕南镇守使,畀以剿抚之责。自阎督死后,吴新田和阎智堂受了刘的拉拢,他们三个人已连成一起。三个人成天在一起,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酒席之后,继以打牌玩妓,任心所欲,只是回避着我,因为在我处,每餐都喝小米粥、棒子面饼。那时兵们给养窘绌,我这已嫌吃得太好。我们吃饭时,总要读一段书,而后讲一番话。座间除谈公事而外,只谈些如何爱民,如何施政,如何练兵的道理。他听着我的话,想必如刀子扎心似的难过,一走出去就诅骂我,说是宁愿死,也不和我一块儿吃饭。原来他认为他已经应当享受,为享福才做官,像我这般,就是委屈的不能忍受了。于是,他们和刘日近,和我日远。三个人除酒肉荒唐而外,就是合伙儿贩卖烟土,一运数百万两,骡驮子络绎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