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田即决定赴陕南，我费了许多力气，替他筹备了十万元的开拔费。临出发时，我为他饯行。那时薛子良为长安县长，办了一个土产展览会，自农具以至刺绣皆被搜罗。其中有本地天主堂神父所种的美国苹果，赠了我六七个，肉厚三四寸，如普通茶壶那么大。我舍不得吃，心想这果子多好，应当大大地提倡栽种才好。吴新田走时，我即将这苹果送他一枚，我很诚恳地对他说：
“苹果，苹果!祝您一路平安，顺利地完成您的任务!”
“督军真是爱护我。”他很感动似的说道，“不知督军还有什么话，还请您尽量地指教我。”
我想了一想，就说：“您陆大毕业，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国家希望您甚是殷切，朋友们也殷殷地望着您。望您此去，拿出才能，真正为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但要办事精力充沛，必须身体健壮。希望您念我这一番诚意，能把大烟设法戒掉。那不只为您自己好，国家和人民也必受莫大的惠益。”
他听了我这番话，当时还好好地答应着，我也没在意。哪知就这几句话，竟把他得罪了，背过脸，即把我痛骂，说：“什么玩意儿!我只要把公事办好就行了，管得老子这些事!”到任以后，渐渐对鸦片更是沉溺，到后来终天卧在床上，守着烟灯，放下帐子，日夜地喷云吐雾，甚至整月不下床沿，吃饭拉尿亦在床上行之。什么事也被荒废了。段芝泉先生的得意弟子，竟是这般的糟糕!
却说我一面派第七师进攻陕南，一面又致电驻在宁羌的王鸿恩部牵制陈树藩的后方。十一月吴新田开始进攻，先后克服秦岭、黄牛铺、凤县、留坝、洋县、沔县等地，十二月初头始进占汉中。陈树藩只身逃往上海，他的残部退入四川，溃散殆尽。这一件抗命的公案，至此始告结束。
陕局表面上虽告统一，但南北两镇守使都不免外示恭顺，阴怀异志。省府势力所及，仍不出西安附近的那十余个县治。这个狭小的地盘，以往不过驻守一旅之众，此时却还是要给养四师一旅的粮饷。那些部队，大般都是纪律废弛，又加首领繁多，内幕复杂，想加以认真训练，连集合点名，他们也不同意。他们所斤斤计较者，就是粮饷。大都虚报人数，一千报成两千，三千报作五千，有的号称一旅，实际还不满两千人。军队的督导既如此困难，而财政上又无法筹措，所辖十余县的税收，数目小的可怜，而民国十年、十一年的地税又早已被陈树藩刮去一半，地方上无款可筹，中央也是不管。财政厅是握在省长手中，对我什么也不理会。当时窘困之状，实非言语所可尽述。
我渐渐明白督军的种种困难，主要的症结所在，即在刘的把持刁难。他身绾民财两政，但民瘼既不正眼一看，军饷又不筹一文。我还决心要捋一下虎须。那时各军不但饷项无着，连吃的也难维持。我将营长以上将领召集讲话，把省长的做法都说了出来。当时打电话给省长，说你若仍是袖手旁观，那我们这些人只有全到省长公署里去吃饭。省长至今方始着急，把他已经公布的财政厅长撤职，请我另外委派。我即请薛秀清老先生任之。薛为长安老举人，经商多年，对于地方上既熟悉，又极得人民的信仰，人人都知道他是正人君子，决不欺骗舞弊的。那时陕西银行纸币，每元只值二角，薛先生一上台，立刻涨至四毛，继又由四毛五分涨至六角。旧有的积弊也被他洗除一净，选贤用能，关系如此之大。
其次我即下令禁种鸦片。我认为这是害民祸国和灭亡种族的毒根，不管陕西的财政收入怎样仰仗烟税，我必欲禁之而后安心。当时即召集省长、各厅长、科长会议，商谈多时，没有办法。省长说，目前只有两条路子：一是种烟，一是兵变。因为若要禁种烟土，则饷项无着，饷项无着，必激起兵变。这两条路任我选择一条。薛厅长等亦均持此意见。我说：
“我在这里为地方官，还能看着民间种大烟吗?真的饿死也是可以的，鸦片却非禁种不可!你们若定要种，请先用手枪把我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