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还有一点比所有其余各点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尽管由于你们过惯悠闲的生活，可能不会获得你们的赞同，但我还是要大胆地提出来。如果我们西西里岛全体居民，或者至少我们叙拉古人，同其它能够援助我们的人们，立即将所有准备好的舰船开赴海上；携带足供两个月之用的粮食，如果我们能在塔兰托或艾厄皮吉恩角迎击这些雅典人，在那里使他们确信，在他们进入征服西西里战争之前，他们必须打开通过爱奥尼亚海这条通道，我们应当以极端的恐怖措施来打击他们。我们要无限制地使他们迷惑，使他们感到我们会从友好港口冲向前去保卫我们的外围工事，因为塔兰托会欣然接受我们；而敌人则要随同他们的笨重运输船通过广阔的海域，经过漫长的航程，必然难以保持正规队形。这样一来，其进程必然缓慢，只能力求在前进中确保其队形，于是我们便有成千的机会对其实施攻击。如果他们迎战而一齐冲向我们，他们就必须用力划桨，待他们力气耗尽时，我们就向他们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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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雅典海员是最精练的，他们的战术方式是依赖其高超的技能，以自己的船首去撞击敌人的船舷，以己船最强的部分对付敌船最弱的部分。进行这种机动，桨手们必须全力以赴，精力充沛。叙拉古人把他们的大划船的船首增强到不正常的程度，以船首对船首，就像两只鸡蛋硬碰硬一样。叙拉古人技能低劣，假如雅典桨手以充沛的精力操纵其较易操纵的战船，则他们就无法保证进行这种特殊的撞击。而罗马人一旦同敌人接触，却不会因桨手疲劳而受影响；因为他们是将敌船拴住，由精力充沛的战斗人员冲上敌船。所有这些特点均属战术范围；其中每一项，恰如1800至1812年美国海军以二十四磅炮取代十八磅炮一样，都有其真实的战术上的根源。
]或者，一旦情况不利于战斗，我们总是能够设法退入塔兰托港内。
“这样一来，雅典人在海上就经常处于待战状态，他们只带有小部分给养，当他们沿着无法取得补给的海岸航行时，他们就会陷入巨大的危难之中。假如他们决定继续停留在他们的补给站”即留在科孚岛，“他们就会不可幸免地被封锁在那里；假如他们冒险出航，他们就要不可避免地将其驳船和供应船留下，”因为在当时的战斗中它们会造成战术困难，“而且由于无法保证能够受到海岸各城邦的热情接待，他们必然会极度惊慌，”为其交通而担心，“我坚决认为，在这些阻碍所造成的巨大思想混乱中，他们绝不敢从科孚岛出航；或者，至少当他们犹豫不决，不知所措而派出监视船查明我方舰船数量和位置时，这一年中的季节也就拖延到冬天了。”
从这篇演说中可以明显地推断出在战略以至战术范围内影响海上作战的更深一层的细节；那就是，古代舰队如打算使自己要在海上维持一定的时间，就如在这一史例中从科孚岛直航叙拉古，就不得不装载大量的粮食和淡水，这就会使战船加大吃水，造成机动迟缓而又困难。换句话说，关于选择航线所进行的战略考虑，即选择较短的航线还是沿着友好海岸前进，也涉及到舰队效能这一战术问题，其中速度和旋回能力最为重要。这样的思考也适用于在敌人战术所及范围之内，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经实行过的超载装煤。还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划桨极度劳累，必需为桨手提供充足的营养品，而热天又特别需要饮料。
赫摩克拉底的计划具有以下引人注目的决定性特点：(1)肯定位于敌人必经航线翼侧的塔兰托的战略价值，其作用与牙买加、直布罗陀、马耳他相同；(2)他建议利用塔兰托，迅速动员叙拉古或西西里的舰队并将其集结在雅典进军路线翼侧的一处可以免遭攻击的位置上。这就意味着，首先，形成一种不容敌人忽视的威胁；其次，以一支劣势海军随时准备采取攻势行动以打击敌人作战计划中最为薄弱而又最为致命的环节。
从赫摩克拉底的建议中，我们得到一种真实而丰富的战略思想，尽管由于战术条件而受到限制，这种战略思想是在二千年前由一个从未听说过学术上所使用的“战略”或“战术”这类术语的人提出来的，而且他也并未试图将这些法则有系统地表达出来。然而，假如有人想从这位不教自会的天才的正确卓识中有意作出臆断，认为将战争作为一门艺术来研究是毫无用处的话，那么这篇演说所受到的冷遇和侮辱以及一名反对派演说者所发出的保持过分的民族自信的狂妄自大的呼吁，就会将其臆断迅速纠正过来；反对派的这种希腊式的投人所好的“讨好演说”，可在修昔底德所着的史书中读到。赫摩克拉底的忠告遭到蛮横无理的拒绝，结果造成雅典人得以长驱直入，继而导致叙拉古被围、受难、险遭不测，前面提到的与它友好的意大利-希腊各城邦也改变了态度。不管叙拉古公众集会的动机如何多种多样，错综复杂，但只要懂得战争原理，就会为正确的策略提供一次机会；使这座城邦免于濒临毁灭，只是由于雅典将领无能，这座城邦才未被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