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将近二月的时候，医生准备把佩吉此人告诉西碧尔。佩吉记得起西碧尔所忘记的事。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了。但当话到嘴边时，医生发觉西碧尔的脸变得苍白，瞳孔扩张得比平时尤甚。西碧尔用一种不自然的哑嗓子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医生本想把她的化身告诉她，却感到她已经成为这个化身。
“嗨，”佩吉招呼道。
“嗨，亲爱的，”医生应答。
“我现在要出去了，”佩吉告诉医生：“穿过房门出去。很久以前，威尔伯医生就说我可以办得到的。”
于是，佩吉穿过这扇原先走不过去的、成为她被幽禁的有形标志的房门，离开了屋子。
威尔伯医生觉得双重人格的诊断已经确切无疑，而且无时不想着这异乎寻常的病例。佩吉和西碧尔，尽管共存于同一个肉体，却有不同的记忆、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经历。她们虽有一些共有的经历，却有不同的理解。她们的嗓音、措词和词汇均有不同。她们表现自己的方式也各异。甚至年龄也不一样。西碧尔31岁，但佩吉呢？大夫还不能确定佩吉是一个早熟的孩子，还是一个发育尚未成熟的成年人。佩吉无自我意识地表现为一个小姑娘，不易发窘，而易发怒。她不象西碧尔那样迂回、掩饰，而是往往吐露了毫不掩饰的恐惧心情。毫无疑问，佩吉承受着可怕的负担，而西碧尔却回避这可怕的重负。
威尔伯医生思绪万千，但作不出结论。她从来没有治疗过双重人格患者。但现在不得不担起治疗重任。与她以前治疗其他患者一样，首先必须对这种疾病追根究底，然后从根儿上循序进行治疗。
目前要做的，是把诊断结果告诉西碧尔。这个任务要比原先想象的困难得多。每当西碧尔遇到无法应付的处境，就让佩吉来接手。对西碧尔谈佩吉，等于邀请佩吉回来。
正因如此，这件事一再推迟，拖到了1955年3月。但在这时，发生了一起事件，使诊断不得不随之改变，使威尔伯医生庆幸自己幸亏没有把原先的诊断结果告诉西碧尔。
维多利亚·安托万内特·沙鲁
1955年3月16日，威尔伯医生在两个预约门诊的间隙中偷空把刚买来的银莲花和长寿花插进花瓶。她猜不出现在正在候诊的到底是西碧尔还是佩吉，便打开了通往接待室的门。
静坐在那里的病人，正在埋头看《纽约人》杂志。一见到大夫，她立刻站起身来，微笑着向大夫走去，热情地招呼道：“早安，威尔伯大夫。”
医生想到：这不是佩吉。佩吉不会安静地坐着。佩吉不会去读书看报。佩吉不会有这种有教养的声调。这一定是西碧尔。但西碧尔从来没有在我招呼她以前率先跟我说话。她也从来不会象现在这样出乎自然地微笑。
“你今天好吗？”医生问道。
“我很好，但西碧尔不好。她生病，无法前来，所以由我顶替。”
医生大吃一惊，一时间不知所措。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把“她”和“我”相提并论，无非使医生原来就产生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我吃了一惊，医生寻思道，可是有什么可吃惊的呢？莫顿·普林斯医生治疗并报道的克里斯延·比彻姆一例，就不仅是双重人格。但他当时也大吃一惊。其实他在发现病人并非单一人格时就已经惊奇不已了。我看任何一个医生在身临其境时都会如此的，威尔伯医生寻思道。
以上这些想法在威尔伯医生的心里一闪即逝。而这位新人的话滔滔不绝：“我必须替西碧尔向你表示歉意。她本想来的，但连衣服都穿不上，试了一次又一次，仍是不行。昨晚我见她拿出海军蓝的裙子和蓝羊毛衫，打算今天早晨穿着到这里来。昨晚她是一心要来的，但今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她有时完全失去知觉，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看今天早晨就是这样。可是我还没有介绍自己，就跟你谈起话来，真是不懂礼貌。我是维基。”
“请进，维基，”医生道。
维基不仅仅是走进诊室，而且是仪态万方地入场。西碧尔总是那么局促不安，而维基的一举一动却雅致大方。
她的一身衣服绚烂多彩：玫瑰色、紫色和淡青色。双排金属纽扣。长仅过膝的有裥裙。一双绿鞋更添风采。
“这间屋子很可爱，”她漫不经心地评论道：“绿色的书房。这种色调一定能抚慰你的病人。”
她朝长沙发椅走去，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医生把门关上，坐到她身旁，点了烟，问道“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告诉我，维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