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读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李敏达公一疏，其中论用人之道，保举一端，种种流弊，略曰：”婪财纳贿，卖官鬻爵，其所恃结纳廷臣，年送规例，故穷奢极欲，毫无忌惮，至所用之人，大抵非门客帮闲，则光棍蠹吏，以至微极贱，寡廉鲜耻之徒，不行夤缘钻刺之路，尚有何事不可为？甚至道厅与堂官结为兄弟，微员认为假子，是以卖官惟论管钱粮之多寡，以定价值之高低，旦题补多系赊帐，止须印领一纸，补后方勾通开销，果能照领全楚，则为廉干之员，再有美缺，复又提升。
用人如此，凡有才能而顾品行者，不惟无人援引，率皆怀抱羞恶，奉身而退。“
又谓”用人之道，所关甚大，举大吏不徒论其操守，更当考其经；不徒贵乎意见之不绚，尤当求其执持之无偏。且封疆重任有统兵守土之权，若高言淡漠，必致武备不修；有察吏安民之责，倘激扬失当，必致人心不服。
即有好官，用非其地，不惟不见其长而适以彰其短，欲其胜任而愉快也，难矣。若人地不相宜，虽清官尚至流弊，况其节操未优者乎？此举大吏之不可不详慎也。至于得举有司，若不考其实验而但录其才，则轻浮躁率、挪移科敛之弊即出其中，且仅采其声名，粉饰沽誉，钻营欺蔽之端亦寓其内。
惟操守一节，实心为难，然犹昭然于人耳目之事，真伪可以立见，止在得举者之公私耳。臣自履任至今，每细心阅历各属员，其庸碌无长，贪劣废弛者，俱不足论，观其颇有声名，素称才能之员，一一考其实迹：有差委奔走之事，则长于办理，而抚字催科无一可取者；有长于吏治而疏于出纳，以致钱粮亏空者；有利口捷给，论事多中，而于职守事务全无实济者；又有一等巧于钻营，专工窥探上司之性情嗜好，曲意迎合，甚而言动气象无不体贴效法以求酷肖，遂致彼此投机，一遇保举，舍此而谁？岂知图得保举，则从前之官小而不少露锋芒者，至此得志而本色尽现，此又才用于诈伪而其患尤烈者也。
更有风厉之官不近人情，循良之吏反滋弊窦。凡此数等皆以才名而多于地方有误，倘保举者仅以“才能”二字塞责，鲜有不贻害者。臣请嗣后凡保举各官，必令注明所长，不必讳其所短，验过成效，确有实迹以备简用，必求人地相宜，方有裨益也。既尽力任事，则非徒承办目下各项案件，遂为称职，当思培植地方元气作何未雨绸缪，整饰通省属员作何宽严并济，务期上有益于国计，下有利于民生。凡用人理财，经画久远，化导积习、惩创愚玩，稍为朝廷分劳宣力，方不愧于此心。且身为封疆大吏，必有经文纬武之才，博古通今之识，庶能不动声色，措置咸宜。“
又鄂文端疏曰：”窃惟国家政治，只有理财一大事，田赋兵车，刑各教化均待理于此，财不得财，则诸事不振。故孔子不讳言财，曰：“有大道本诸洁矩。
’而财非人不理，人非用不得理，故为政在人，人存政举，归诺一身。是用人一事，自大吏以至于一命，皆有其责，而一身之分量等级，庶政之兴废优劣，胥视乎此，未可不勤勤加意者也。独是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才，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
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聚人藏身之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
忠厚老成而略无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也。”又云：“诸国各种蛮贼，凭陵江外，忽出忽没，并无定所，肆其凶残，莫可踪迹，不独劫人烧暴视为泣常；杀兵伤官亦目为故事。而文武专司，懦者托言羁縻，巧者熟筹利害，纵报知督抚提镇，率皆互相隐讳，以为妥协。间有建议征剿者，非以为好事即指为喜功，此数百年相沿锢习，即近十余年来亦不无瞻顾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