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
外人谋富强，中国言仁义，岂吾圣人垂训不能富强，而以仁义贫弱天下哉？外国之富强有实事，中国之仁义托空谈，故中国不敌外洋。非仁义不敌富强，空谈不敌实事，其弊亦自士子读书始。束发受学，但知读书为作八股之资，不惟与世事无涉，并与自家身心无涉。故读道德之言，亦知圣贤谈理之精，读经济之言，亦知名世论事之切，发之八股何尝不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而技止于此。举圣贤所遗之经史子集，不过为一大兔园册子①，一旦身列仕途，问以家国天下之事，皆欲索之仓卒，而毫未预为之计，天下事安得不坏。故士非士，吏非吏，官非官，兵非兵，工非工，刑非刑，一切用人行政均以八股之技从事，代他人为言而与己无与，成为虚浮之天下，而外敌乘虚而入矣。故今日之弊，非矫虚以实不可，矫之亦必自士子读书始。凡经史中所言之事皆以为实，而默验之身心，必求其可行，而不贵其能言，则心入于事理之中，言未有不真切者，而文亦精进矣。求一得两，何惮不为？
观时
水镜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此“时”字，以目伏龙、凤雏，人以为豪杰之趋时，不知即《易》之时义，《中庸》之时中。盖天地之机日新，帝王之政事，圣贤之学问，吾辈之识见，不得不求日新，以合天地之气运。日新即日变，变而能新，则时义、时中之谓也，故孔孟不取老庄之言，而用黄帝尧舜之道，治春秋战国之天下者。以时隔二千余年，道当穷变通久也。今日之天下，黄帝尧舜之天下也。混饨可易而文明，文明亦可易而机巧，欲变通久即孔孟之道也。士生今日，徒抱唐宋以来之成迹，而不统观开辟以来之变以印证今日，必不足以持今日之变。故士子读书以识今日时务为第一义。凡读经史皆与今日时势相证，思其合，且思其所以不合之故，则书皆有用，士成通才矣。
广识
今之为政难矣，不胸有五大洲之国，不足以安一洲之一国，学以为政，非悉五大洲之政事、文章、人情、物产，亦何以为学。况西人驱使无情之水火，无形之气风，一草一木之微，皆想入非非，化无用为极有用，硝磺及炭是也。使有言于四五百年之前者，则必议其妄，今果何如耶？况经国大犹历代不袭其迹，而意未尝不同。不知其迹之异，则泥古而鲜通；不知其意之同，则执迷而不化，未有能应今日之变者也。宜于古今治乱兴衰之迹，深求其故，了然于心，而于外洋各国立国之本末，亦兼综条贯，则遇事自分晓，不难立断，而措置从容，无不中节矣。
乐群
今日人心涣散极矣。《易》言：“涣其群元吉。”今何以不吉？盖涣其名利之私，而群其道义之公，涣之正所以群之，故继之曰：涣有孚匪夷所思，圣人何尝不重天下之群哉。吾乡人士习秦人无党定语，多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执高头讲章之说，自以为是，与世事全形隔阂，乃闻人之长而必言其短，见之人短而特甚其词，此争名之心发于外也。居处饮食不相让，学问事业不相谋，此争利之心蕴手中也。及至居官，以空疏之识竞名利之私，其能不嫉贤妒能，贪荣慕势，如《诗》之所谓忮者乎？官方坏，则事事失人心，今日人心之涣，未必不自吾辈存心酿而成之也。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自爱名节，则矜而不党；不贪名利，则不争而能群。能群即胞与之仁，不群即土崩瓦解之势，《书》所谓“亿兆人，惟亿兆心也。”《易》于极涣之后，许以元吉象，以有孚幸，以匪夷所思。萃人心之涣，其权不能专责之士，然士亦有人心世道之责者也。有志者事竟成。吾辈所得为者，吾自勉之。匪夷所思，安知不为今日之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