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附考序清·吴英
朱子之注《四书》也，毕生心力于斯，临没前数日，犹有改笔。但其本行世早，而世之得其定本者鲜，此注本所以有异也。又有因传写而异者，亦未免焉。定本如《大学》“欲其必自慊”，后为“欲其一于善”而定也；《论语》“行道而有得于心”，后为“得于心而不失”而定也；此类是也。传写而异，如论语“卫大夫公孙拔”，误为公孙枝；《孟子》“自武丁至纣凡九世”，误为“七世”之类耳。传写之误，固注疏家之常事，若夫注是书而毕生心力于斯，没前有改笔，则朱子之注四书也，其用心良苦，其用力独瘁矣。
夫朱子之意，必欲精之又精，以造乎其极，亦何为也哉？立志于为圣贤，在自得躬行，而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用以治国平天下，在体诸身，施于政，亦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即以讲论《四书》经文，亦在于大本大源，而不在于一句一字之闲也。然则我子朱子之苦心瘁力于斯者，何为也哉？盖以四子之书为两闲至精之理，为孔门至精之文。为之注者，必至当而不可易，乃与斯文为无所负焉耳，此子朱子之意也。况有非朱子原文，为传写所误者耶？况不惟注也，经文历汉以来，授受既远，亦不免有传写之误者耶！
英自癸卯而后，困于棘闱者二十余年。此二三十年间，颇亦手不释卷，而于朱子《注》之异同处，不暇详也。未尝不研摩于《朱子文集》及朱门诸子集中语录，然于其自论注处，则置之。未尝不涉历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东发《黄氏日抄》，然于其中《学》、《庸注》，则置之。何也？以为通经致用之学不系此也。《十三经》经义之未通而求通者，汲汲不暇，而奚暇于此也！
慨自丁卯，英与儿志忠偕入省，未数日，母病信至，与儿偕返，已抱恨终天。自是每闻人言乡试，则心痛，尽弃所业，而就业名山。忠儿感予心之摧伤，亦不乐习帖括。今岁，忠遍觅借古本四书及疏释四书之书，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后改定本及传写未误者，别录一部，而私记《考证》附于后。有疑则折衷于予，然不能多得善本，予惧其折衷之犹未当，命付梓以广其就正有道之帙。斯役也，固幼学壮行者所不屑为之之事也。乡使英于屡踬场屋之年，即得所愿，则儿当亦相从于青云之路，求所谓通经致用之学而学焉，又奚暇为此学？乃今而英之所遇可谓穷矣，穷况及于家人，非听儿之不自量而为此迂远也。四方诸君子见其书而教正其中之缪讹，尚其哀英之遇，而谅忠之情也夫！嘉庆辛未重阳日，吴邑吴英序
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清·吴英
辛未夏，儿志忠学辑《四书》朱子《注》之定本，句考之而有所疑，折衷于予。此非易事也，得不尽心焉！定本句有不待辨者，有犹待辨者，有不可不辨者。
不待辨者维何？如《大学》《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为定本；其初本则曰：“慊与不慊，其几甚微。”如此之类是也。犹待辨者维何？如《大学》《圣经章》“欲其必自慊”，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欲其一于善。”《论语》《为政章》“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得于心而不失也。”如此之类是也。不可不辨者维何？如中庸首章“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圣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而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此实非定本，其定本则曰：“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如此之类是也。
所以一为不待辨，一为犹待辨，一为不可不辨，何哉？吾苏坊间所行之本，多从永乐《大全》本。相习既久，人情每安于所习，而先入者常为主。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凡所习坊本既与之相合矣，久而安之矣，此固宜不待辨矣。若夫圣经章“一于善”句、《为政章》“得于心”句，二者虽有善本可证，又有朱子及先儒之说，然皆与坊本不合，所以犹待辨也。“盖人之所以为人”一段，既与所习熟之坊本不合，为见闻所骇异，而善本及先儒疏释本又但从定本而无所辨说，而又为小儒之所訾，得毋益甚其骇异？所以不可不辨也。
今试辨之：所以知“人之所以”一段之为定论者，我朝所橅刻宋淳佑版大字本原自如此，即此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矣。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全载《学》、《庸注》，其于此段，亦原自如此。朱子之子敬止跋云：“先公晚岁所亲定，为绝笔之书，未脱稿者八篇。”则殁后而书始出也。殁而始出，则学庸注岂非所改定者乎？于此又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矣。是则此段之为定本，得斯二者，正可以决然从焉而不必有旁求矣；而况又下及纳兰氏翻刻西山真氏《四书集编》亦如是。《集编》惟《学》、《庸》为真氏所手定。真氏亲受业于朱子，而得其精微者也，则其手定《学庸集编》，安有不从最后定本而遽取未定本以苟且从事者乎？于此又益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也。格庵赵氏《四书纂疏》亦如是。赵氏，其父受业于朱子之门人，故以所得于家庭者溯求朱门之源委而作《纂疏》，又岂有不从最后定本者？于此又益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也。东发黄氏所着《日钞》，亦全载《学》、《庸》注，而此段亦如是。黄氏亦渊源朱子而深有得者，《日钞》皆其著作，而乃载《章句》，岂苟然哉？此其为定本又益可无疑也。云峰胡氏《四书通》，此段亦如是。自南宋至前明，为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书通》，可谓最善，而《通》于此段亦如是，但惜无辨说。然以他处有辨者推之，此其为定本又益可无疑也。旁求之，复有如此，何不可决之坚矣，而坊本则皆作“知己之有性”云云。考其缘由，则惟《辑释》之故：而穷究其源，则自《四书附录》始也。《辑释》者，元新安倪氏士毅所作也；《附录》者，宋建安祝氏洙所作也。今坊本《四书注》，皆仍明胡氏广永乐《大全》本。《大全》只剿袭《辑释》，《学》、《庸》尤无增减，虽谓永乐《大全》即倪氏之书可耳，其于胡氏又何责焉？故论坊本所从之缘由，不谓《大全》而谓《辑释》也。
倪氏之师，定宇陈氏栎也。陈氏着《四书发明》，惟主祝氏《附录》而已。倪氏惟师是从，亦惟主《附录》而已。故穷究坊本所从之源，则惟在祝氏之《附录》也。诸儒或多从祝氏者，只以其父讳穆，字和父，为朱子母党，尝受业于朱子。然迹和父所着《方舆胜览》一书，则其人近于风华淹雅，未必内专性学者。今祝氏《四书附录》虽未见其全书，而即《辑释》所载引诸说以观之，是直不知有定本，已为四书信道之矣。《四书通》曰：“如《为政章》祝本作‘有得于心’，则于改作‘得于心而不失’，祝未之见也。”《通》之说有如此，仍倪氏后生不能择善以从，而因阿其师以及祝氏。至颠倒是非，即朱子口讲指画之言，而亦弗之信焉，何其无识欤？而祝本之为非定本可以决然矣。然犹可委者，曰“源略远，派亦分矣”；乃祝本之为非定本，更有即出于朱子后嗣之人之言为祝氏微辨者，即出于信从祝氏之人自呈破绽者。倪氏《辑释》引陈氏《四书发明》之言曰：“文公适孙鉴书祝氏《附录》本卷端云：‘四书元本，则以鉴向得先公晚年绝笔所更定而刊之兴国者为据。’”按此语：曰“元”，宗之也；曰“则以”、曰“所”、曰“者”，别有指之辞也；曰“得”，则已失也。子明题祝本也如是，则是明明谓祝本与子明所得之本不合矣，明明谓祝本非刊之兴国之本矣，明明谓祝本非绝笔更定之本矣。朱子之家犹自失之而觅得之，况祝氏何从得乎？其不直告以此非定本，必自有故，不可考矣。然其辞其意则显然也，而祝氏不达。陈氏信祝本而载之于《发明》，而倪氏又述之于《辑释》，皆引之以为祝本重，亦未达也。又何其并皆出于卤莽耶？而祝本之为非定本更可以决然矣。祝本如此，则其相传以至于辑释，亦如此矣；《辑释》如此，则其脱胎于此之《大全》，亦如此矣；《大全》如此，则从《大全》之坊本，亦如此矣。总之不知朱子改笔之所以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