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记》曰：恢复之机既失，虽虞允文始相，建议遣使，以陵寝故地为请，然识者以为当争之于未讲和之初，而不当争于和议已定数年之后。彼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反以大义责我，故当时端人正士如张栻、黄中、刘珙、朱熹、吕祖谦最为持大义者也。而乾道五年张栻入对，则谓『欲复中原之地，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固吾境内百姓之心。』六年黄中入对，则谓『言和者忘不共载天之雠，固非久安之计；言战者复为无顾忌之大言，无必胜之术，内修政理、外观时变而已。』张栻再入对，亦谓『敌中之事臣虽不知，而境内之事知之详矣。比年诸道岁饥民贫，国家兵弱财匮，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七年刘珙手疏，则谓『我所以自治者大抵阔略，而乃外招归正之人，内移禁卫之卒，手足先露，吾恐恢复之功未易可图，而意外兵至之忧将有不可胜言者』。吕祖谦轮对，则谓『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始终本末当具举，缓急难易当预议』。而朱熹戊申封事亦曰：『此事之失，已在隆兴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宴安鸩毒之害日滋月长，坐薪尝胆之志日远月忘。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盖炎兴之敌，奉辞以讨之可也；隆兴之敌，正名以绝之可也：乾道之敌，积实以图之可也。』惟隆兴有恢复之志而无恢复之机，此孝宗之志所以未尽遂也。
五月丙午，龚茂良、李彦颖奏：『农事正是时，民间以久不得雨为虑。适连夜滂霈，极可庆。』上喜甚，曰：『朕日夕以此为忧，早上方宫中焚香，拜谢天地，更乞终惠，成此丰年，以宽焦劳之念。不知江东、淮南何如？可令逐路漕臣具得雨日分及布种次第申尚书省。』戊申，进呈权知隆兴府吕企中奏：本路钤辖钱卓初到官，权借印记，愠怒形于公移。上问：『如何？』龚茂良、李彦颖奏：『祖宗朝分道置帅，以任一面之寄，事权至重，平时分守，严则缓急号令，得行一路。兵官于帅臣自有阶级，岂容如此？』上曰：『祖宗立法有深意。钱卓可降一官。』癸亥，王淮进呈步军司相度牧马去处。上曰：『前日牧马官辞，朕戒以爱护马当如爱护己身，饥饱劳佚，各随时调节。若己身所不能堪者，马亦不能堪之，但马不能言，告诉不得耳。』龚茂良等奏云：『陛下留神马政，曲尽物情。圣言及此，其仁荤不可胜用矣。』诏以张默为国子监书库官。先一日，中使传旨：『有张默者，乃秀王夫人亲堂侄，欲与一添差监当，于法不碍否？』龚茂良奏：『近制，惟宗室、戚里及归正人方得添差。在法称戚里者，谓三后四妃之家。』至是奏审，上曰：『朕正不欲先自废法，可勿行。』遂同奏乞除正阙书库官，诏从之。是月，以柴瑾为殿中侍御史。瑾入对，上曰：『惟卿不求进，所以有此除。』
六月乙酉，四川制置范成大奏四川酒课折估虚额钱四十七万余缗，乞自淳熙三年为始减放。诏以湖广总领所上供钱内拨还。丙戌，进呈敕令所修到寺监长贰杂压在中散大夫之上致仕恩泽外，更与遗表荫补条法。上问：『旧法如何？』龚茂良等奏：『旧法已与致仕荫补，即无遗表恩泽。』上曰：『名器之滥，皆由如此放开。莫若只依旧法。』甲午，龚茂良奏：『近奉诏旨，欲奖用廉退之士。有朱熹者，操行耿介，屡召不起，宜蒙录用。』上问：『曾为何官？』李彦颖奏：『闻曾历州县官一任，后以审院编修、武举博士召，皆不起。近岁陛下特与改官，见任宫观。』上曰：『记得其人屡辞官，此亦人所共知。今可与除一官。』于是诏除秘书郎。
臣留正等曰：东汉之兴，人谋咸赞，既不乏人矣。既定之后，建三雍，讲六艺，东都诸人皆足以辨之，虽不待于侧席幽人可也。光武独拳拳于羊裘之故人，何哉？西都之俗，事利禄，乏节操，习俗既成，国随之而不振，光武固有鉴于兹矣。自严陵之高尚，百世之下，闻者兴起，清问所宣，独有取于廉退之士，其以是夫。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顾乃冒进擢之宠，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乃力辞。会有言虚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辞，即命主管冲佑观。上谓执政曰：『有魏掞之，今安在？』龚茂良等奏：『已物故。』上曰：『其人直谏，方欲稍加擢用，不谓已死。朝廷不可无直谅之士。近有郑鉴，议论亦甚切直，观其所言，似出于肝胆，非矫伪为之者。因看郑鉴札子，颇思魏掞之。』鉴时为太学正，遂命召试馆职。又曰：『掞之虽死，欲少加旌别，可赠宣教郎、直秘阁。』
秋七月乙巳，宣谕：『湖、秀两州积欠最多，赵师夔虽已去官，可并将上取旨。』龚茂良、李彦颖奏：『陛下之于群臣，了无亲疏之间。』上曰：『此安可少偏？』茂良等同奏：『圣心如天地之公，本无分别。』是月，以郑鉴为校书郎。上语执政曰：『郑鉴所试馆职策议论切直，甚可取。』因问：『今合除何官？』龚茂良等对曰：『前此学官召试，往往止除正字。』上曰：『可除校书郎，赏其尽言。』因曰：『策中所言，或是或非，大率剀切不易。』诏奖刘珙。珙时知建康府，以江东荒歉，珙赈济有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