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不久,处长将我父亲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当我父亲进去的时候,处长热情地站起来让我父亲坐到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并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他热情地对我父亲说:“小陈啊,你对我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有的话就说说。”
我父亲莫名其妙,他说:“没有啊。”
处长听了,高兴地说;“没有就好,没有就好。”紧接着他又对我父亲说:“其实啊,我早就看出你这个同志对工作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到沿线的派出所当个所长锻炼锻炼。”
我父亲说:“我不想去沿线”。
处长说:“那就再等等。看守所所长的年龄也大了,马上就要退下来了,到时候可以考虑让你去。”
我父亲不假思索地说:“看守所所长我也不想当。你如果真想给我调动工作的话,就把我调回我家乡的城市去。”
处长听了,有些难为情地说:“你家乡的那个城市和咱们这是两个处级单位,有些事情是不好办的。如果调回去的话,弄不好就要脱离公安队伍的。
我父亲坚持说:“只要能调回去,干不干公安无所谓。”
处长短暂的沉默了一下说:“那是这样吧,有时间的话你先回去自己联系联系,看有没有好一点儿的单位,到时候了,你给我打个招呼。”
我父亲听了他的话,心中又是高兴又是茫然,高兴的是处里终于答应可以让他调回家乡了,茫然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该怎样联系接收自己的单位。
坐着火车回家的时候,我父亲的心里既高兴又茫然和不安,纷纷的思绪如鸟儿般在疾驰的列车上空飞扬。窗外初冬辽阔的绵延起伏的关中平原上,萧瑟中隐含着一股来自大自然的还未完全消褪的火热的激情,显得羞怯动人。在微风中不停地抖动着叶子,碧绿地铺满了一望无际绵延起伏的田野的短短的麦苗,像羊群一样舔噬着依然温暖的阳光。散落在起伏的原野之中各处的村庄,在如河流一样奔泻而来的温暖阳光的轻盈喧泻中,宁静得近乎凝固一样。炊烟在光秃秃的树木掩映下的村庄上不紧不慢地袅袅地升起,被略带寒意的微风轻飘飘地吹向空旷的田野之中,略带忧伤地弥漫在田野的上空。光秃秃的稀疏的树木们的心绪,像群飞的慌乱的麻雀们一样,迷茫地隐含着些许的希望。
初冬温暖的阳光透过车窗的玻璃,撒在安静的昏昏欲睡的车内。在从车窗不断传来的,车轮在钢轨上滚动时发出的“咣当咣当”的单调声音中,不时有阳光波动的浓重的人影从车厢中穿过。车厢中轻轻荡起的灰尘在阳光的照射下如宁静的水缸中漂流的气泡一样轻盈迷离,我父亲忽然觉得整个火车就像在湖水荡漾的深深的湖底行驶着一样。
下了车随着喧闹的人群出了站,这一次我的父亲并不像以往那样急匆匆地回家,他的脚步犹疑而茫然,显得心事重重而又激动不安。忽然他看见旁边有一个单位的机关小院,他思索了一下,也许他想着该不该进去碰碰运气,最后他拖着在初冬温暖的阳光中细长而又犹疑的身影走进了那个机关院子。
他顺着挂在各个房间外的牌子上写的科室的名字挨个看着,最后在写着“人事科”牌子的房间门口停了下来,略微犹疑了一下,最后推门进去了。
不太宽大的屋子里有三四个人,他们看见一个穿着公安服的陌生人走了进来,有人问他,“你找谁?”
“我找你们科长。”我父亲说。
“找我什么事?”一个年龄不算太大,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的男人站在了我父亲的面前,削瘦的面庞上带着一丝不解的神情,话语中带着浓浓的北京味。
“是这样的。”我父亲说。随即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他把自己想调到本单位的想法和原因说了出来。
削瘦的四十来岁的科长表情严肃,他在一边听我父亲的话时好像还在一边思考着什么问题。在听完我父亲的话后,他的脸上露出了热情的笑容。
“公安同志我们是很信得过的。”他说。紧接着他又说:“我们欢迎公安同志能够调到我们这里来工作。”说着他伸出手,紧紧地与我父亲握手。
我的父亲犹疑不安的心情立即被高兴激动的心情所取代,他感到自己与面前这个年轻的人事科长握在一起的手有些微微的颤抖。
当我父亲问他需要办理哪些手续时,他说只需我父亲捎话给他单位的人事科,如果对方同意,他们人事科会办理手续的。
于是在父亲回到西安的时候,他立即找到处长,向他说自己已联系好工作单位了,请他帮忙调回去。
“不可能吧?”处长一脸的疑感,“怎么会这么快?”他问我父亲。
“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打电话问问嘛。”我父亲高兴地怂恿他。
于是处长随手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总机,查到了我父亲所说的他要调回去的单位的电话号码。处长把电话打过去询问。我父亲就站在处长和电话机的旁边,他凝神静气地注意听着里边传出来的声音,他清晰地听到了对方肯定的回答。
处长放下电话,有些不舍地对我父亲说:“既然你的态度这么坚决,我也就不再好说什么了,那就请人事部门给你办调回去的手续吧。”
我父亲就出去找人事科办理调动手续。
就这样,我父亲费尽周折地从西安调回到了本市工作。
就在我父亲从西安调回到本市不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持续高涨起来,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不久后他从报纸上获悉,曾经率领他们远赴西藏,驰骋在苍莽的群山和碧绿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的孙少将,被造反派们从西安拉出,打死在了孤独的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