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党的指导思想的源起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可是直到20世纪初，中国人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02年，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在《新民丛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国（即德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这是中国人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文章，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则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事情。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它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的先进分子逐渐认识到，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旧的路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出路，中国大地正孕育着一场更加巨大的革命风暴。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在学术上兼容并蓄，聘请陈独秀为文化科长，延揽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迁至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充当主要撰稿人。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但就其实质而言，这场运动仍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
几乎与此同时，世界上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让世人前所未有地体悟到了战争的残酷；另一件是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宣告了中国的北方邻国——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不仅唤醒了西方的无产阶级，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使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更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当中国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逐渐成熟，形成了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一个新的远为壮大了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1919年上半年，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一触即发，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张闻天在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
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影响是巨大的。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推求，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杨匏安、李达等几位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分化。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针对胡适的挑战，1919年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强调研究问题有主义做指导，并“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不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在各地出版的刊物上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
1920年初，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刊登了“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的苏维埃俄国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与巴黎和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巴黎和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愤慨，苏俄宣言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则是“无任欢喜”。一些曾醉心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人，从这种对比中放弃了原来的幻想。苏俄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从“隔着纱窗看晓雾”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做出的历史性选择，这也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通过先进知识分子这个桥梁，就把诞生在遥远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近代工人运动连接起来了。有了先进的科学理论，有了新生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就呼之欲出了。
（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
1920年1月，邵力子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的评论，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同年3月，李大钊经与邓中夏多次商议，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他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党的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做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纲领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
党的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的前景。
党的一大虽然也主张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军阀，但还没有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并且有坚定的革命决心，但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还了解不多，还不懂得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对于在中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还很微弱、严重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问题，还不可能认识清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还需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巨任务历史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第2节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历革命斗争的实践，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探索、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对我党正确把握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我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为党的二大完成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及9个决议案。这次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宣言》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指出：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宣言》实际上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和最高纲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1923年5月，蔡和森著文指出，中国革命“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表明我党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问题做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毛泽东同志指出，欧美和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尽管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领导力量、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上，把这个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初步构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领导这个革命达到胜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是行不通的；这个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将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准备条件。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成员分别在各自的探索中提出的，为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条件，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逆转，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全国革命形势由此转入低潮。大革命的失败表明，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些事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才能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并取得最后的成功。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党在大革命后期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失败教训的同时，对中国革命的各项基本问题，包括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阶级关系、革命中心内容和主要方式、革命政权、革命前途、革命道路等，进行了再认识、再探索。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这时革命已转入低潮，错误估计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要求各地举行武装起义，最终导致了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使中国革命又一次遭受严重挫折。“左”倾路线最根本的的历史教训就在于，如果不从本国实际出发，不从本国革命的特点出发，去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也就不可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它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以及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同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做不懈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它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国民革命时期，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开始。中共二大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中共四大又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工农联盟问题。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者、动力、前途等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初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2.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思想主要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些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做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章，从理论上初步论证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5月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明确地反对教条主义，阐述了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这标志着基本形成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以乡村为中心思想的确立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3.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1）历经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这两次关键的会议，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逐步确立，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根本政治保证。（2）中国革命的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历史经验。（3）抗日战争的复杂环境和丰富实践，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深厚的现实土壤。（4）党的思想路线的端正与理论素养的提高，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及其以后，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和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任务，极大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在这个时期，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形成的《实践论》《矛盾论》先后完成。此外，他还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做了完整论述，标志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
（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如同毛泽东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过程一样，“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从酝酿到提出直至成为全党的共识，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过程。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党内已出现“毛泽东同志的理论”的提法。1941年3月开始，张如心的多篇文章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主义”等概念。之后，邓拓还使用过“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的提法。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同年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
随着全党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党内不仅在毛泽东发展马列主义这一点上形成了共识，而且找到了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的科学表述——“毛泽东思想”，并对其基本内容作了初步总结。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的历史经验，着重批评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出现的把马克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充分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决议》还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阐述了毛泽东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了一整套合乎中国革命需要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和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写进党章，做好了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一方面，它继续向前推进了党的革命建国理论；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取得的成果做了系统总结。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一历史性决定，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最具权威性的确认，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完全确立。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指出的那样：“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四）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进程
1949年至1978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近30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早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出了艰苦的努力。这个“延伸和准备”的时期，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时期（1949—1952年）
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全面实施《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经济恢复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这个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它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彩篇章，大大丰富了落后国家通过特殊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创造不同于欧洲革命道路的典范。
2.仿效苏联模式时期（1953—1956年）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三年准备十年建设”设想的第二步战略。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大规模进行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建设，并采取实际步骤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四年，尽管在内容上主要是效仿苏联模式，但在形式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3.改革苏联模式、探索自己建设道路时期（1956—1966年）
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鉴于苏联模式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再次把突破苏联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任务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以党的八大的召开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历史文献的发表为标志，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最初改革，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方针，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改革还不可能触及传统体制的根本性弊端，同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局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面临重大选择。
4.“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由于对纠“左”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从此，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偏差，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严重失误。他所确立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发展模式的确不同于传统模式，但也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文化大革命”使之前发展起来的“左”的错误达到极端，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一些改革萌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错误回应，既脱离了中国实际，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了严重挫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的两年间，以批评“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为形式，全国、全党出现了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它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3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邓小平理论基本命题的提出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
2.邓小平理论基本轮廓的形成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此后，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各方面体制全面展开，改革的方针、政策和理论观点也不断丰富。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做了系统概括，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3.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成熟
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深刻地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对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深入阐发，把邓小平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做了科学概括，构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4.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
党的十四大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又从多个方面推进了邓小平理论的发展。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体系和时代精神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并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标志着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正式确立。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雏形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逐步形成了关于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等方面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奠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1993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2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纵观七十二年的历史，我们党的发展壮大，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独立和走向繁荣富强，归根到底是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密切相联系的。”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思想的早期阐述。1996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关于讲政治》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这是他关于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雏形。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是他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早期思考。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中，如何保证我们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经得起各种风险和困难的考验，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这是面向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进一步解决好的最重大的课题，也是决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跨世纪发展中进一步巩固和充分显示优越性的根本问题。”这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轮廓的形成。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2000年2月20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茂名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提出了“五个始终”的要求，即：“我们要使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把党建设好”。随后，在深圳、顺德、广州考察党建工作时，他第一次完整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这是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的创造性回答。这一回答使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更加明确，党的建设的方向更加清晰。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同志先后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做了论述，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成熟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最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篇讲话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程和基本经验，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进一步阐明了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以此为标志，“三个代表”开始由一个重要论断发展成为思想体系。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进行了全面阐述，使其拓展到了当代中国整个发展领域，科学回答了我国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灵魂和主线，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历史经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重大问题，对切实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做出了全面部署。这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成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针。
（三）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准确把握世界发展新趋势，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在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它把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1.科学发展观概念的提出
2003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他指出，通过抗击“非典”斗争，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必须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8月，胡锦涛同志在江西考察期间，第一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个重大命题，切实把第一要务抓紧、抓实、抓好。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改革观、发展观。
2.科学发展观地位的提升
2003年11月27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重要的是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既是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把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到“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的高度。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从此，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正式表述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从2005年开始，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逐步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2006年12月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成果，从而成为我们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
3.科学发展观理论框架的形成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重申和阐发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理论体系和基本要求。至此，党中央已经初步总结和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十七大还进一步明确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4.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完善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
党的十七大之后，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一系列新的论述。这些新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体系。2010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做了深刻阐释。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我们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不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这是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基本要求和科学理论体系的新阐释、新拓展。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又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价值和重要地位做了高度概括。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列为我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纵观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不难发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思想理论的建设与创新，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使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发展创新之路必将会越走越宽广，最终指引全国各族人民圆满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党的群众路线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理论观点，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群众路线这一科学概念，但是却为群众路线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而且在党的工作中形成了一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构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下面，我们将革命导师、领袖们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与理论进行简要阐述，使大家对群众路线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完善的思想理论基础有一个基本了解。